我难于设想，如果大舅在抗大分校毕业后听从朱老总的安排，留在学校当政治教官，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听说朱老总十分欣赏大舅的性格和才华，甚至对他持空枪追赶“跳蚤”的故事也赞不绝口。但是，大舅说，他必须到前线去，他来此学习的惟一目的就是为了到前线去。朱老总说：“哦，我想起来了，你还给土肥原留着一颗子弹哩，要得，我不能拦你。”就送给他一块怀表，说：“这是战利品，请你带上它，一路走好。再过一些年头，我们再走到一起相会时，你和这块表都要走得‘噌噌’的。”

    大舅模仿着四川口音，绘形绘声地向我三姥爷叙述了他与朱老总的会见。他说朱老总大智若愚，是一位富有人情味的仁厚长者。他还说他能穿过横七竖八的日伪封锁线，全靠形形色色的“地下交通员”：有赶大车的车把式，有敌后武工队队员，有药材行的伙计，有铁道线上的巡道员，有十五六岁的放羊娃，还有在大浪滔天的黄河上把舵行船的老艄公。他说，共产党叫他看到了民众，是他从未看见过的“大写”的民众。三姥爷静静地听着，最后只说了一句话：“好，你以后就给朱德将军‘对表’吧，不要错过了时辰。”

    那时候，齐楚已经把游击队拉到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与彭雪枫将军会合，并入新四军四师。睢杞太抗日游击根据地正在经受着日伪军频繁、残酷的大“扫荡”。三姥爷担任了共产党领导的民众武装——睢杞太抗敌自卫总团团长，而担任副总团长的共产党员与中共睢杞太特委书记都已在日伪军的“扫荡”中壮烈牺牲。大舅一时找不到共产党，就把朱老总送给他的怀表放在耳边，倾听着“噌噌”的响声，说：“三伯，我跟朱老总‘对表’了，表说，你要打‘新四军’的旗号。”三姥爷说：“你知道吗？刚刚发生了‘皖南事变’，蒋介石已宣布取消新四军的番号了。”大舅说：“我就是冲着这个同室操戈无所不用其极的蒋某人，偏要打新四军的旗号。”三姥爷说：“好小子，我就喜欢听你这个话！”遂把三个乡的自卫分团交给我大舅指挥，又卖了一百多亩地，购买了第三批枪支弹药，组建了一支拥有三百多人、三百多条枪的抗日武装，号称“新四军睢杞太抗日第二大队”。第一仗就一窝端了一个区公所，击毙汉奸区长、区队长，生俘“狗子兵”三十多人。第二仗又摧毁了一个土围子，歼灭了一支投靠鬼子、积极参加大“扫荡”的土匪武装。新到任的中共睢杞太特委书记韩达生闻讯大喜，“哎呀，新四军派部队来了！”跑来一看，却是我大舅。韩达生也是“新私塾”出来的学生，与我大舅从小就是朋友。大舅说：“对不起，我未经许可，就为你招兵买马了。”韩达生说：“我感谢还来不及呢！鬼子正在扫荡，国民党也在猖狂反共，除了你孟大公子，谁肯打出新四军的旗号？”

    这支游击队又被列入新四军游击支队独立团建制，编为二营，由大舅任营长。他主动要求增派共产党员来二营担任教导员和连指导员，与他们结下了生死之交。大舅颇有一些宽慰地对我三姥爷说：“三伯，我这匹烈性马，给自己戴上牛笼头了！”

    三姥爷说：“是吗？我的右眼皮还跳着呢！”

    大舅碰上了一双眼睛。独立团黄团长兼政委正在唆唆地盯视着他。教导员和连指导员与大舅的亲密往来也引起了黄团长的革命警惕，他特意提醒他的同志们务必记住斯大林同志的教导：“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三营营长是共产党员王其梅，他后来成了将军，曾任西藏军区司令员。王将军回忆说，我听得出黄团长话中有话，就对他讲，你过分高涨的革命警惕性已经发展到草木皆兵的程度了！孟营长是个一眼就能看透的人，一个典型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嘛！黄团长说，幼稚！难道有哪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要留在党外吗？王其梅说，那又怎么样？他能拉起队伍主动找党，打日本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