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讲一件事。”齐楚说，“土改时下边胡来，农民中的引车卖浆者把您多年的藏书也给哄抢了。我当时在豫皖苏行署，鞭长莫及，没能给下边的同志打个招呼。今天是给老师拜寿，也是向老师请罪！”他从兜里掏出一个红本本，双手捧着，放在姥爷身边的台几上，诚惶诚恐说：“这是我给老师送来的聘书。我记得，老师多年来的夙愿，就是给家乡子弟办一个图书馆。现在，请老师出任省图书馆馆长，也让我补过于万一吧！”我姥爷鼻子一酸，流下两行清泪，说：“好了，小殿章，过去的事情不要再提了！”

    没多久，寡居多年、正在当小学教师的大妗，也收到了县政府颁发的“烈属证”，门楣上挂上了“光荣烈属”牌。大妗没好气地说：“不是说他策动旧部哗变了么，怎么又变成烈士了，是谁叫他变成烈士的呢？”

    从此，每年农历正月初五，齐楚都要登门向我姥爷拜寿，小汽车照旧躲到那条小巷子里，齐楚照旧弃车步行，不带随从，执弟子礼。直到他成了中共中央委员、h省委第一书记，这个习惯也没有改变。但也有人说，齐楚一来，姥爷家门前直到巷口，就出现了便衣站岗的。

    在姥爷的客厅里，大家已不再提及大舅的事情。因为姥爷打过招呼：“不要给殿章出难题了。你们想想看，小诚就算是他的亲兄弟，如果黄政委再加上别的什么人说他策动旧部哗变，离队叛逃，他又能怎样处置？现在，黄政委也牺牲了，与小诚相比，其壮烈有过之而无不及，又怎能让殿章拿一个烈士挂在城楼上的头颅祭奠另一个烈士呢？只好又冒出来一股土匪，但也说不定真的是土匪所为，历史上有多少千古之谜啊！总之，不要再提了！”

    母亲和姨妈们却不愿放过跳蚤。跳蚤一进城就当上了比县长还要高一个等级的厅长。但他一提起我大舅还要咬牙切齿，不忘我大舅持空枪撵得他团团打转之仇。小姨说，怎么？多亏诚哥没有留下尸骨，要不，难道他还要鞭尸不成！

    母亲说，厅长好像活得并不快活。他与那位女学生的战地浪漫曲早已曲终人散，仍旧带着家庭包办的结发妻进了省城。他掌权以后的头等大事就是爱上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寡妇，对原配夫人谎说，要跟随齐楚出国访问，出国就要带夫人，当然不能是没有文化的黄脸婆，让外国人见笑，有辱国格。他的夫人虽然没有文化，却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干脆利落地与他离了婚，还叮嘱说：“你到了外国也得招呼着点儿，别见了洋女人也骨头里发酥，翻人家墙头，叫人家砸砖头，那外国砖头也伤人！”

    姥爷客厅里爆发出了快意的喧笑。

    姥爷却说：“二妮儿，你又刻薄了！那位厅长不是受处分了么？他错在煞有介事地撒谎，至于他的婚外恋情，倒不必妄加评论。子曰：‘君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孔子尚且没见过喜好仁德像喜好美色一样的人，何况他的原配夫人是父母包办，这样的婚姻也造就了不少革命者呢！因此，所谓跳蚤厅长的是非也不要再提了，谁家炕头上没跳蚤？”我三姨是一位穿“麻袋呢”的“三八式”干部，当时也坐在客厅里。姥爷说：“三妮儿，你要是见了跳蚤厅长，要代表你诚哥向他赔礼道歉，要是他还不解气，你就把手枪退了子弹交给他，叫他撵得你满院子乱跑就是了。”三姨连连点头说：“是哩是哩！”满客厅的人又轰然大笑。

    后来就到了笑不出来的时候。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共八届二次会议揪出了一批混入党内的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原h省委第一书记也被点名批判，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姥爷看了报纸，深嵌在眉棱下的眼珠就像灯泡一样鼓出来，“怎么？‘升子’还没有装满么？去年，我们杞地的留德博士、省政协副主席也被打成了右派，现在又打到第一书记的头上了！齐楚是省长，又是第二书记，他是不是也要出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