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腿？”

    “为啥？”

    “我的腿也没有错！”

    刘大个儿用手指支起我的下巴，“你说，你错在哪里？”

    “我不该穿黑衣裳。”

    “好，你把你这身‘黑皮’扒下来！”

    我不能拒绝这个处罚，因为它来自我主动提供的一个确凿无疑的理由，只好顺从地把上衣扒下来，撂在地上。

    他又指着我的汗衫儿，“脱呀！”

    我又勇敢地脱了汗衫儿，把我的上身一览无余地裸露给几百双灼热发烫的眼睛。要有两大块值得炫耀的胸大肌就好了，可是我记得，我那时只有一张薄得透亮的皮囊，包着两排洗衣搓板样的“鸡肋”。

    “脱呀！”他又指着我的裤子发出微笑。

    那是我第一条打了补丁的黑色长裤，虽然与草绿色的童子军“灯笼裤”相去甚远，屁股和膝盖上的补丁却具有惹人注目的观赏性，那是母亲在一块与黑色相映成趣的米黄色破呢子上，用同一个圆规画出来的四个直径相等的圆。我十分珍惜这四个杰出的圆，依依不舍地脱了长裤，又小心把它折叠起来，放在我的脚背上。

    只剩下一个皱皱巴巴的裤头了，但我听到了骇胆裂魂的第三个“脱呀！”

    不满六周岁的我，已经预见到自己有可能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而且，自从我不穿开裆裤的那一天起，就十分深刻地意识到被封闭起来的地方是不可以等闲视之的。

    “快给我脱！”

    脊背上被击了一掌，我就打了个前栽。当我重新爬起来的时候，就下定了“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决心，噌地扯断了裤腰上的松紧带，裤头就“吐噜”一下滑落在脚背上。

    我如同一条闪光发亮的白条鱼儿，神奇而无畏地直竖在操场上了。队列里的小女生都偏着脸，用手掌捂着各自的嘴，捂不住的笑声却如同水面上“哽儿哽儿”爆裂的气泡儿。那一定是最可怕的瘟疫“虎列拉”吐出来的气泡儿，在整个操场上迅速传染、蔓延，汇聚成翻江倒海的哄笑。笑声如黑色的浪花伸缩着无数条舌头，在我光溜溜一丝不挂的“胴体”上乱舐乱跳。

    我认定，那是我今生乃至于来世都不可以须臾忘记的奇耻大辱。

    刘大个儿把我扒下来的衣裳组合成人形，高挂在操场旁边的一棵浑身是刺儿的老槐树上。我看见一个只有空壳、没有脑袋的我，高吊在树枝上随风飘荡。

    “站好！”刘大个儿用中指第二个关节叩打我的脑壳如扣打一个沉闷的葫芦，“啥时候你的家长把制服送来，啥时候叫你回去！”接着向绿方块发出口令：“立正！向右——转！齐步——走！”

    草绿色的队伍排着整齐的方阵从我面前通过，我赤条条地立正，如一截剥了树皮的树桩。后来我曾多次怀着羞耻之心回忆当时的场景，竭力把自己想象成为一个将军正在检阅他的士兵。士兵们齐刷刷地扭着脖子向将军行注目礼的时候，将军却叠放着两个手掌，捂在他不愿示众的地方忸怩作态。我还如此深刻地记住了一九四零年十月十日的阳光，它以不合时令的燥热炙烤在我未曾见过世面的小肚皮上。一只小苍蝇没有响声地飞过来，恰到好处地落在我的鼻尖上，潇洒地翘起一条长腿，侍弄它美丽的翅膀。漫长的队列在有节奏的哨音中走上了大街，我才倏地从脚脖上提起裤头，开始了向东后街大杂院的逃亡。

    我还是第一次发现，母亲会那样令人不寒而栗地发怒。她向我喝叫了一声：“不许哭！”她自己却替我流下了眼泪。母亲的腹部正因为有了我的第二个弟弟而隆起，连喘气都有些吃力。她给我穿上一套没有补丁的服装以后，就像一只气咻咻的母鹅领着她的鹅仔，步履蹒跚地来到了学校。操场就在学校旁边，那是一块空荡荡没有围墙的开阔地。母亲靠在检阅台的下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