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着那株刺儿槐，只剩下一张空壳的我正如一面黑色的旗帜挂在刺儿槐的牙齿上猎猎作响。母亲的泪水又忽地涌出了眼眶。这时候，我感觉到了又一个弟弟在母腹中的躁动。母亲脸色煞白，身上发作了骇人的战栗。

    高我一等的绿色恰在这时完成了盛大的检阅，排着三行纵队回到了操场。母亲要我指认了那位梳着分头而且抹了头油的训导主任，问道：

    “请问，是你揪着这个孩子的耳朵叫他下跪的吗？”

    刘大个儿有力地点一下头，“不错！”

    “你还很有技巧地踢了孩子的腿，用你穿着硬头皮鞋的脚？”

    “不错！”

    “你还才华横溢地让他扒光了衣裳罚站？”

    “不错！可是我要问，你想干什么？”

    “三天以前，我给你们训导处写过一封信，说明他暂时没有穿上童子军制服的原因。你本来可以通知家长，不让他参加检阅，甚至可以让他退学，而绝对不可以如此野蛮而又如此能干地体罚、戏弄、羞辱一个孩子！”

    刘大个儿脸上有几颗豆粒样的麻子涨红了。

    “那么，你想要怎么样？”

    “我只不过要告诉你，即使是一个最贫穷、最微不足道的孩子，也享有与生俱来的人身不受侵犯、人格不受侮辱的权力。”

    刘大个儿像是望见一个奇迹似地望着我的母亲，怪笑说：“哈哈，领教了！请问，还有什么要讲的吗？”

    “我还要告诉你……”母亲平静地说，“我看到了一个戕害儿童的败类！”

    “你……你是什么人？”

    “我是一个母亲……”

    母亲发作了临产的阵痛，一颗颗豆粒大的汗珠从她没有一点血色的脸上滚下来。母亲紧紧抓住我，捏疼了我的手，却不能移动脚步。多亏小姨领着一辆黄包车急急跑来，把母亲扶上车，就催车夫快跑，埋怨说：“你要把孩子生到操场上算咋着！”

    刘大个儿在身后喊叫：“不就是一个难民嘛，有脾气找小日本儿发去！”

    我和小姨跟在黄包车后边拚命奔跑。我知道，一位助产士一大早就挎着一个白色的箱子来到了我家，还有姥爷从乡下找来的一位保姆。她俩正为了寻找一个下落不明的产妇而魂飞胆丧。刚到家，我就听到了第二个弟弟一肚子委屈的啼哭。

    当晚还有一个“国庆提灯会”。小姨为了让我拥有参加“提灯游行”的权力，给我套上了一身属于老舅的童子军制服。老舅是母亲最小的同父异母弟，与我同岁。我却认定老舅的制服不是我的制服，宁死不屈地不愿再到学校里去。母亲躺在产床上发脾气说：“你为什么不去？你是不是害怕那个训导主任？”我想说，我一点儿也不怕他揪耳朵，只是怕他叫我脱裤子。母亲不由我分说，就迫不及待地向我进行民主意识的启蒙：“你绝对不要怕他，你从小就必须学会，不要向任何强权表现丝毫的怯懦，懂吗？你要从他面前走过去，连眼珠也不要向他转一下，懂吗？”助产士用镊子夹着一块血淋淋的纱布，笑着对母亲说：“你不要乱说乱动，懂吗？”母亲说：“哦，对不起！”又偏过脸教导我说：“你要昂着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懂吗？”我揩着眼泪、鼻涕，鸡叨米似地连连点头。若干年后我发现，这番话里藏着鲁迅先生的格言。我上了小学五年级时，母亲又送给我一本血红色封面的书，是鲁迅先生的。

    但是，在我重新鼓起勇气、“昂着头，走自己的路”的那个晚上，出了家门才忽然发现，我所缺少的已经不是童子军制服而是一盏灯笼。全家人都在围着像小耗子一样浑身红丢丢的小弟团团打转，竟然没有一个人想起，我在“提灯会”上能够“昂起头，走自己的路”的前提，是必须有一盏灯笼。十四岁的小姨发现了这个失误，而且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