嗓门唱不好赞美诗，总是跑腔走调地窜到高音区独领风骚。一个热心肠的寡妇举着小木箱为贫苦教友募捐时，她也早早地把钱掏出来举在手上。寡妇却视而不见地从她身边越过。她就哭泣着离开了教堂。

    我听不懂“浪三省”唱的什么曲儿，但她唱得太妩媚、太卖弄、太腻味了，一个字的拖腔也会从喜棚里长长地扯出去，从屋檐上绕到树梢上，把树叶儿撩得飒飒乱晃，再从树梢上掉下来，钻到喜棚的人缝里窜来窜去，在每个人的心口和耳膜上挠着痒痒。我有点儿哲学意味地发现，她唱的与我们唱的不是一个物质世界里的精神产品。喜棚里的喜庆气氛与我们沉浸其中的“抗日情感”也相去甚远。但她毫无停下来的意思，她和贺寿的客人都没有发现我们的存在。我开始感到焦虑和气恼，却忽地看到父亲也挤坐在喜棚的一角，把数年前他与宛儿姨共同使用过的大书夹子放在膝上，捏着一支钢笔，一边两眼发直地听，一边满头冒汗地记。

    我为父亲在如此浮华的场所如此煞有介事、如此偷偷摸摸地记录浪三省的曲文感到羞耻，为了制止浪三省的演唱，也是为了打断父亲的记录，我暗自约好小伙伴，倏地跳到浪三省面前，忽啦一下，扯开了我们的锦绣红旗。喜棚里惊炸了。浪三省躲在乐师背后，抚着胸口喊叫：“哎呀，我的老寿星呀，这是哪儿来的刀客？”老寿星望着大红被面说：“哦，募捐队，是巧要饭儿的吧？”父亲站起来说：“高老先生，他们是本镇小学的学生，有几个是h大学的教工子弟，错不了的。那一位是小李老师，他们也排练了很好的节目呢！”高老先生说：“恕老朽看花眼了，小李老师请坐！”小李姨说：“对不起，学生年纪小，冲了这位大姐的场子，就让孩子们替她唱几支歌儿，给老寿星拜寿！”

    我记得，我们刚唱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客人中竟有一个大汉子号啕大哭起来。高老先生说：“李副官，我知道你是想家了，你不要难过，今天咱要善待这群娃儿们，好好表表心意就是了！”我们受到哭声的感染，唱得更加动情。唱时，一个拉弦儿的也跟着歌声调好了弦，给我们当了伴奏。我们最后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客人中有人应和，父亲也站在远处挥着手臂为我们打拍子。

    歌声刚落地，仆人就托着一个垫了红布的盘子跑过来，拖着长腔宣布：“高老太爷问女先生跟学生娃儿们辛苦，为打鬼子捐献现大洋十元！”小李姨喜得眼睛一亮，躬身说：“多谢高老先生！”我也喜得心里一颤，把邮袋口撑得大大的，眼看着白花花的银元丁零当啷地钻进了邮袋。

    浪三省也举着小筐，在喜棚里钻来钻去，不停嘴地说：“爷呀，赏个脸！”客人纷纷向小筐里扔着零钱。仆人高声说：“喂！你咋又凑起热闹了，你是忙的哪一壶？”浪三省一脸委屈说：“学生娃们脸皮儿薄，不会收钱，我是替娃们收钱哩！”她说着，泪水就溢出了眼眶，继续端着小筐收钱，说：“谢谢，我替娃儿们谢谢！”她端着冒尖一小筐钱跑过来，对小李姨说：“快收着，刚才怪我看花眼了。我也是逃出来的难民，俺有个兄弟还在前线打鬼子哩！”她把筐里的钱倒进邮袋，拉着我的手说：“你别慌，小兄弟！”又从鼓架上掂起一个肮脏的小布袋，倒掂着布袋一抖擞，把皱里巴叽的小票子和脏里巴叽的碎铜板一古脑儿倒在邮袋里，说：“赏给我个脸，叫我也爱国一回！”

    小李姨领着我们依次向高老先生、向全体贵客、向浪三省鞠躬道谢。向浪三省鞠躬的时候，她受惊地打了个愣怔，蹲在地上大哭，说：“受不起，我这种人实在受不起！”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哭，可我的鼻子发酸，心里和邮袋一样沉重。

    我们离去时，又听见女艺人哭着说：“爷呀，我的曲儿唱不出口了！我心里堵得慌，叫我缓口气儿……”

    小李姨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