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二十一世纪华文文学”这样的大题目是最难做的。至少我自己没有这样的能力。而且我相信，如果英文文学、法文文学或是阿拉伯文文学都“展望”一下，大家得出的结论肯定不会相同。关于文学的发展有很多极为复杂的原因和动力，这被许多理论家分析过，也有过许多完全不同的结论。在众说纷纭的原因当中，只有一条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文学的发展和一种人为确定的时间界限是无关的。人们对于不同时代文学的划分，是一种向后看的结果，它最大的理由是为了论述的方便。在用“世纪”划分年代之前，这个世界上早已经创造出了许多种文字和口头记录的伟大文学。这些文学都和“世纪”无关。我们使用象形的方块字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在所谓“公元”之前和“公元”之后的数千年里，方块字的文学发展和“世纪”根本无关。屈原、李白、关汉卿、蒲松龄、曹雪芹们，也都根本没有“世纪”这样的时间观念。可这并不妨碍他们创造出最杰出的文学。

    相比之下，华文文学和“世纪”无法避免地相互纠缠在一起的时间不长，从严复、林纾的时代算起，总共才一百年多一点。但是，这一百多年是方块字的文学变化最巨大、最深刻的一百年。在这一百多年里，我们先是被别人用坚船利炮逼迫着改变自己，接着又用一场又一场的革命改变自己。这一百多年，我们几乎一直是在急于改变自己。于是，我们不但改变了自己的时间观念，改变了自己的空间观念，改变了自己的价值伦理观念，也改变了自己的审美观念，我们是从里到外地改变了自己。“天下”已不再是以前的“天下”。“中国”已不再是以前的“中国”。家园已不再是以前的家园。方块字的文学也永无可能再是屈原、曹雪芹曾经熟悉的模样。在这场巨大变化的背后隐藏了一个普遍的危机：那就是当空间和时间的概念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世界化”、“全球化”的同时，人们的内心却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窄，在那个别人给定的世界化、全球化的标准之外，几乎别无一物。惟一担心的是自己为什么不像别人？自己为什么不是别人？自己怎么样才能变成别人？这几乎是一场毫不犹豫的自我取消。文化批评家萨义德，把这个过程叫做西方对于东方的“东方化”。而我宁愿把外在的殖民、别人的“东方化”之后的那一切叫做自我殖民。

    1999年12月，我受《星洲日报》之邀来到马来西亚，参加“花踪文学奖”的评奖活动，并在槟城、新山等地做过演讲。第二年，我发现我在马来西亚的演讲被人引入一场争论之中。有人向一位西方汉学家提问说，李锐在马来西亚曾经说过：“曹雪芹是比莎士比亚更伟大的作家，你同意他的这种说法吗？”提问的人提到的“李锐说过”是一个缩写和简化的“说过”。当时报纸上有关的报导我也看过。我记得提到莎士比亚和曹雪芹的时候，我的原意是说，他们之中一个是在一场文艺复兴运动的大背景下产生，而另一个只是在黑暗中凭着良知做出的孤独探索。他以一个孤独者的良知和才华，同样表达了深刻的人道精神和思接千载的慈悲情怀。他们都写出了伟大的作品，但是那个孤独者的探索更显得可贵、伟大。在我的讲话里并没有谁比谁“更伟大”这样的简单判断，我所强调的是他们截然不同的历史处境。在我看来，说李白比杜甫更伟大，或者说曹雪芹比莎士比亚更伟大同样是没有意义的。那都已经不是以审美的态度来看文学。在这里，报导者或引用者是否简化了我的意思，不是我想谈的问题。即使是排除了理解是否准确的判断，任何一张报纸在做有关报导的时候，都会对事件做一番选择和简化，哪怕只是为了版面的限制也必须缩写和简化。我之所以特别在这里引用这个例子，是因为它非常微妙地展示了一种复杂的心态。

    如果对马来西亚华人、华文的历史稍有了解，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我的讲话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