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股热气流出去，他茫然的立在那里，看着钱先生在灯影中慢慢的走去。一直到看不见老人了，他才打了转身。

    他一向渴盼见到钱先生。今天，他看到了老人，可是他一共没有说了几句话。羞愧截回去他的言语。论年岁，他比老人小着很多。论知识，他的新知识比钱诗人的丰富。论爱国心，他是新时代的人，理当至少也和钱伯伯有一样多。可是，他眼看着钱伯伯由隐士变为战士，而他还是他，他没有丝毫的长进。他只好听着老人侃侃而谈，他自己张不开口。没有行动，多开口便是无聊。这个时代本应当属于他，可是竟自被钱老人抢了去。他没法不觉得惭愧。

    到了家，大家已吃过了晚饭。韵梅重新给他热菜热饭。她问他为什么回来晚了，他没有回答。随便的扒搂了一碗饭，他便躺在床上胡思乱想。quot;到底钱伯伯怎样看我呢？quot;他翻来覆去的想这个问题。一会儿，他觉得钱老人必定还很看得起他；要不然，老人为什么还找他来，和他谈心呢？一会儿，他又以为这纯粹是自慰，他干了什么足以教老人看得起他的事呢？没有，他没作过任何有益于抗敌救国的事！那么，老人为什么还看得起他呢？不，不！老人不是因为看得起他，而只是因为想念他，才找他来谈一谈。

    他想不清楚，他感到疲倦。很早的，他便睡了觉。

    随着第二天的朝阳，他可是看见了新的光明。他把自己放下，而专去想钱先生。他觉得钱先生虽然受尽苦处，可是还很健康，或者也很快活。为什么？因为老人有了信仰，有了决心；信仰使他绝对相信日本人是可以打倒的，决心使他无顾虑的，毫不迟疑的去作打倒日本人的工作。信仰与决心使一个老诗人得到重生与永生。

    看清楚这一点，瑞宣以为不管他的行动是否恰好配备着抗战，他也应当在意志的坚定上学一学钱老人。他虽然没拚着命去杀敌，可是他也决定不向敌人屈膝。这，在以前，他总以为是消极的，是不抵杭，是逃避，是可耻的事。因为可耻，所以他总是一天到晚的低着头，不敢正眼看别人，也不敢对镜子看自己。现在，他决定要学钱先生，尽管在行动上与钱先生不同，可是他也要象钱先生那样的坚定，快乐。他的不肯向敌人屈膝不只是逃避，而是一种操守。坚持着这操守，他便得到一点儿钱先生的刚毅之气。为操守而受苦，受刑，以至于被杀，都顶好任凭于它。他须为操守与苦难而打起精神活着，不应当再象个避宿的蜗牛似的，老把头藏起去。是的，他须活着；为自己，为家庭，为操守，他须活着，而且是堂堂正正的，有说有笑的，活着。他应当放宽了心。不是象老二瑞丰那样的没皮没脸的宽心，而是用信仰与坚决充实了自己，使自己象一座不可摇动的小山。他不应当再躲避，而反倒应该去看，去接触，一切。他应当到冠家去，看他们到底腐烂到了什么程度。他应当去看小崔怎样被砍头。他应当去看日本人的一切暴行与把戏。看过了，他才能更清楚，更坚定，说不定也许不期而然的狠一下心，去参加了抗战的工作。人是历史的，而不是梦的，材料。他无须为钱先生忧虑什么，而应当效法钱先生的坚强与无忧无虑。

    早饭依然是昨晚剩下的饭熬的粥，和烤窝窝头与老腌萝卜。可是，他吃得很香，很多。他不再因窝窝头而替老人们与孩子们难过，而以为男女老幼都理应受苦；只有受苦才能使大家更恨敌人，更爱国家。这是惩罚，也是鞭策。

    吃过饭，他忙着去上班。一出门，他遇上了一号的两个日本人。他没低下头去，而昂首看着他们。他们，今天在他的眼中，已经不是胜利者，而是炮灰。他知道他们早晚会被征调了去，死在中国的。

    他挤上电车去。平日，挤电车是一种苦刑；今天他却以为这是一种锻炼。想起狱中那群永远站立的囚犯，和钱先生的瘸着腿奔走，他觉得他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