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房，每一家前面有一块小花园，没有石库门，一道短围墙和铁门，走进来上了石阶，就是楼下客厅的玻璃门，这里就是我们的门市部，办事处则设在楼上。这一排小洋房共有十多家，租用的多数是社团。出版部的 A 十一号是走进弄堂的第二家。第一家住的是老哲学家李石岑，当时正在商务印书馆编辑一种哲学月刊。我们的右邻是一位女医生，没有男子，只有一个女伴与她住在一起，不过时常有一个男子来探访她们。

    这是一个古怪的人家。因此这家右邻的动静时常引起我们这一群年轻人的注意。那位女医生和同住的女伴都已经年纪不小了，可是脂粉涂得很浓，每天在家都打扮得象是要去作客吃喜酒一样。那个时常来探访她们的男子也是中年人。这两个妇人的生活很神秘，有人说她们是莎孚主义者。两人感情好象很好，可是有时又会忽然吵嘴；而且吵得很厉害，会牵涉到许多小事。

    有时会深更半夜忽然这么吵了起来。

    站在我们这边通到亭子间的吊桥上，是可以望得见她们的后房的。有时晚上实在吵得太不成话了，哭哭啼啼，数来数去老是不停，这时性情刚烈的诗人柯仲平就忍不住了，总是拿起晒衣服的竹竿去捣她们后房的玻璃窗，并且大声警告，叫他们不可再吵。

    由于隔邻而居，已非一日，平时出入也见惯了，因此这一喝往往很生效，她们总是就此收场不再吵了。

    这些有趣的小事情，四十年仍如昨日，我还记得很真切。前几年游西安，知道柯仲平正在西安，曾设法去找他，想互相谈谈彼此年轻时候这些有趣的经历，相与抚掌大笑。不料他恰巧出门去了。满以为且待以后再找机会相见，哪知回到香港没有几天，就从报纸上读到他的噩耗，缘悭一面，可说是最令人心痛的事。

    阜民路全平家里的那一间亭子间，也就是《洪水》编辑部和创造社出版部筹备处的所在地，我在那里住过的时间并不长，大约不到半年，出版部已正式成立，大家就一起搬到了闸北三德里。

    然而在那间亭子间里所过的几个月的生活，却是我毕生所不能忘记的。

    因为正是从那里开始，我正式离开家庭踏入了社会；也是从那时开始，我第一次参加了刊物的编辑工作，并且亲自校对了自己所写和自己付排的文章。

    在这以前，我不过曾在《少年杂志》投稿被录取过，又在《学生杂志》上发表过一篇较长的游记《故乡行》而已。

    然而这时却不同，我不仅正式参加了《洪水》的编辑工作，给这个创造社同人的新刊物设计了封面，画了不少版头小饰画，而且自己还在上面发表了文章，这意味着我已经正式踏上ldquo;文坛rdquo;了。因此一面兴奋，一面也非常感激，那些日子的情形实在是我怎样也不会忘记的。

    更有，也正是在那间亭子间里，年轻的我，第一次尝到了人生的甜蜜和苦痛的滋味。当时也曾写过几篇散文发表在《洪水》上，抒写自己心中的感情，后来这些散文曾用《白叶杂记》的书名印过单行本，其中有一篇的一节这么写道：

    ldquo;回想起我搬进这间房子里来的日期，已是四月以前的事了。那时候还是枯寂的隆冬，春风还在沉睡中未醒，我的心也是同样的冷静。不料现在搬出的时候，我以前的冷静竟同残冬一道消亡，我的心竟与春风同样飘荡起来了。啊啊！多么不能定啊，少年人的心儿。rdquo;

    这种郁达夫式的笔调，现在重读起来，自然不免有一点脸红。然而想到这是将近四十多年前的少作，自己那时不过二十一、二岁，而且再回想到那时的心情，我不觉原谅了我自己。

    那时正是我们要从这间亭子间搬到三德里新址去的那几天，当时我个人实在有种种理由舍不得离开这地方，可是事实上既不能不搬，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