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外国人没有好东西，他跟他父亲正是相反，他反对他父亲说外国这个好，那个好的。

    他虽然不宣传外国人怎样好，可是他却常骂中国人：

    “真他妈的中国人！

    比方上汽车，大家乱挤，马伯乐也在其中挤着的，等人家挤掉了他的帽子，他就大叫着：

    “真他妈的中国人！挤什么！”

    在街上走路，后边的人把他撞了一下，那人连一声“对不起”也不说。他看看那但然而走去的人，他要驾一声：

    “真他妈的中国人！”

    马伯乐家的仆人，失手打了一只杯子，他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真他妈的中国人！”

    好像外国人就不打破杯子似的，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有一次他拆一封信，忙了一点伤着里边的信纸了，他把信张开一看，是丢了许多字的，他就说：

    “真他妈的中国人！”

    马伯乐的全身都是机警的，灵敏的，且也像愉快的样子。惟独他的两只眼睛常常闪视着悲哀。

    他的眼睛是黑沉沉的，常常带着不信任的光辉。他和别人对面谈话，他两个眼睛无时不注视在别人的身上，且是从头到脚，从脚到头，来回地寻视，而后把视线安安定定地落在别人的脸上，向人这么看了一两分钟。

    这种看法，他好像很悲哀的样子，从他的眼里放射出来不少的怜悯。

    好像他与谈话的人，是个同谋者，或者是个同党，有共同的幸与不幸联系着他，似乎很亲切但又不好表现的样子。

    马伯乐是悲哀的，他喜欢点文学，常常读一点小说，而且一边读着一边感叹着。

    “写得这样好呵！真他妈的中国人。”

    他读的大半是翻译小说，中国小说他也读，不过他读了常常感到写的不够劲。

    比方写狱中记一类事情的，他感觉他们写得太松散，一点也不紧张，写得吞吞吐吐，若是让他来写，他一定把狱中的黑暗暴露无遗，给它一点也不剩，一点也不留，要说的都说出来，要骂的都骂出来。惟独这才能够得上一个作家。

    尤其是在中国，中国的作家在现阶段是要积极促成抗日的，因此他常常叹息着：

    “我若是个作家呀，我非领导抗日不可。中国不抗日，没有翻身的一天。”

    后来他开始从街上买了一打一打的稿纸口来。他决心开始写了。

    他读高尔基的《我的童年》的时候，那里边有很多地方提醒了他。他也有一些和高尔基同样的生活经验，有的地方比高尔基的 生活还丰富，高尔基他进过煤坑吗？而马伯乐进去过的。他父亲开小煤矿嘛，他跟工人一路常常进去玩的。

    他决心写了。有五六天他都是坐在桌子旁边，静静地坐着，摆着沉思的架子。

    到了第七天，他还一个字没有写，他气得把稿纸撕掉了许多张。

    但他还是要写的，他还是常常往家里买稿纸。开初买的是金边的，后来买的是普通的，到最后他就买些白报纸回来。他说：

    “若想当个作家，稿纸是天天用，哪能尽用好的，好的大浪费了。”他和朋友们谈话，朋友们都谈到抗日问题上去，于是他想写的稿子，就越得写了。

    “若是写了抗日的，这不正是时候吗？这不正是负起领导作用吗？这是多么伟大的工作！这才是真正推动了历史的轮子。”

    他越想越伟大，似乎自己已经成了个将军了。

    于是他很庄严地用起功来。

    新买了许多书，不但书房，把太大的卧房也给摆起书架子。大大到厨房去煎鱼，孩子打开玻璃书架，把他的书给抛了满地，有的竟撕了几页，踏在脚下。

    “这书是借来的呀，你都给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