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ot;此外，他已多年瘫痪，不能写作，甚至不能签名。我认为，出于公正和仁慈，应该将他释放。quot;所有与非理性沾边的罪恶，都应密藏起来。古典时代因这种非人性存在而感到耻辱，而这种感情是文艺复兴时期所没有的。

    然而，在这种掩盖之中有一个例外，即对疯人例外。毫无疑问，展示疯子是中世纪的一个非常古老的风俗。德国的某些疯人塔装有栅窗，让人们可以看到锁在里面的疯人。这些疯人成为城关的一景。奇怪的是，当收容院的大门紧闭之后，这种风俗并没有消失。相反，它继续发展，几乎成为巴黎和伦敦的一种有特色的制度。迟至1815年，据一份提交（英国）国会下院的报告说，伯利恒医院在每个星期日展览精神病人，参观费为一便主。展览收入每年高达近四百镑。这就是说每年参观者多达九万六千人次。在法国，迄大革命为止，游览比塞特尔、参观疯子一直是巴黎波希米亚区资产阶级的周末娱乐项目之一。米拉波（Mirabeau）在《一个英国人的游记》中报道，比塞特尔的疯人quot;像稀有动物一样quot;展示给quot;愿意付一个硬币的大傻瓜quot;看。管理员展览疯人就像圣日耳曼区市场上耍猴人让猴子做各种表演一样指。有些管理员因善于使疯人表演舞蹈和杂技而闻名，当然也稍稍挥舞鞭子。18世纪末，唯一的改善是：允许疯人展览疯人。似乎疯癫负有证实自己的责任。quot;我们不必责备人性。这位英国旅游者的看法是对的：展览疯人的作法超出了最冷酷的人性。我们也早就这样说过。但是，凡有困境必有出路。正是疯人自己在清醒的片刻受托展示自己的同伴。后者也表示赞同。于是这些不幸者的管理人便坐收表演的盈利，而自己却从未降低到冷酷无情的水准。quot;在这里，疯癫打破了收容所的沉寂而成为一种表演，从而变成一种娱乐公众的公开丑闻。非理性被隐匿在禁闭所的沉寂中，但疯癫继续出现在这个世界的舞台上，而且比以往更耸人听闻。在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它很快达到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从未达到的地步。过去蓝舰兄弟曾摹仿疯人进行表演，而现在有血有肉的疯癫自己登台表演。在19世纪初，沙朗通的监理库尔米埃（Coumier）组织了引起轰动的演出，有时让疯人担当演员的角色，有时让他们担当观众的角色。quot;这些参加业余演出的疯子成为轻浮的、不负责任的乃至恶毒的公众的观赏对象。这些不幸者的古怪表现及其境遇引起观众的嘲笑和侮辱性怜悯。quot;疯癫变成这个世界的纯粹景观。这个世界正愈益受到萨德的影响，正成为某种信心十足的理性的良知的一种消遣，直至19世纪初，使鲁瓦耶?科拉尔大为愤慨的是，疯人依然是怪物--所谓怪物就词源意义而言，就是被展示的东西。

    禁闭将非理性隐匿起来，从而泄露了非理性的耻辱。但是它公开地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疯癫，集中于疯癫。如果说，在对待非理性时，其主旨是避免丑闻，那么在对待疯癫时，其目的则是将其组织起来。这里有一个奇怪的矛盾：古典时期用一种全面的非理性经验把疯癫包围起来，重新接纳了它的各种特殊形态。（这些特殊形态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明确地加以区分的，并使之进入普遍意识，在这种意识中疯癫可以同任何一种非理性形态相结合。）与此同时，古典时期给疯癫打上了一个特殊的记号：这个记号不是疾病的记号而是受到赞美的丑闻的记号。然而，在18世纪有组织地展览疯癫与文艺复兴时期自由地显示疯癫之间毫无共同之处。在文艺复兴时期，疯癫无所不在，透过它的形象或它的威胁与各种经验混合在一起。在古典时期，疯癫被隔着栅栏展示。凡是在它出现的地方，它都被隔开一段距离，受到某种理性的监督。这种理性不再认为自己与之有任何联系，不允许自己与之有过于相似之处。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