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也可以一眼看得见。

    “你到底去了哪里？”我问。

    “你一定会很妒忌我。”她疲倦地微笑，声音有点嘶哑。

    我并不明白她话里的意思。

    她吸了一口气，颤抖着说：

    “我很快便会去见林方文。”

    我们沉默而悲哀地对望，眼泪滔滔地涌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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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公寓的房子，杜卫平带着微笑说：

    “你回来啦？”

    我泪湿着脸，没法说出一句话。

    “你怎么啦？”他关切地问。

    “我见到葛米儿了。”我说。

    “她去了哪里？”

    “我可以见到她的机会也许不会太多了。”我的声音在颤抖。

    “为什么？”

    “医生在她的左脑发现一个恶性肿瘤。”

    他吃惊地望着我。

    我哀哭着：“为什么我身边的人都要死！”

    “我不会！”他说。

    我悲伤地凝望着他：“每一个人都会死的。”

    “我不会那么快死。”他说。

    “等我死了，你才会死？”

    他点了点头。

    “答应了啊？”

    我望着他，某种我们曾极力避免却又终究无法避免的东西已悬在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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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肿瘤可以做手术切除吗？”他问。

    “医生说，表面看来是可以的，但是，真正的情况要待开脑之后才知道，假如真的有上帝，这个上帝是不是太残忍？竟用死亡来折磨我们。”

    “你有没有见过死去的鸟？”他问。

    我摇了摇头。

    “我们很少会见到死去的鸟。”他说。

    “为什么？”

    “鸟儿们好像知道它们的尸体会污染活体的世界，所以，垂死的鸟会直觉地飞到深山大泽去，在那里等待死亡。因此，我们不会见到死去的海鸥和燕子。死亡是大自然的机制，没有残忍不残忍，有人死，才有人生，然后，人类才不会灭绝。”

    “难道我们活着，只为了延续后代吗？我们只是生物链的一条尾巴？”我难过地说。

    “但是，我们也曾是一只高飞的鸟。”

    他朝我微笑，那个微笑是那样爱怜，仿佛在无边的黑夜里为我挂上了一轮明月，使我几乎相信，自己也是一只高飞的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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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米儿的头发已经刮光了，准备一会儿去做手术。她靠在床上，身上散发着药水的味道，一边唱着歌一边忙碌地编织袜子。

    “早阵子忙着演唱会，只编了三只袜子，还欠贝多芬一只。”

    “做完手术之后再编吧。”我说。

    “我怕没机会出来，总不成要它穿三只袜子吧？”她咧嘴笑了。

    看到我想哭的样子，她连忙说：“我说笑罢了。”然后，她用一支编织针戳了戳自己左边的脑袋，说：“我现在每天也给这个肿瘤唱歌，希望感化它。”

    “你唱什么歌？”

    “当然是情歌！”她天真地说。

    “那应该会有用的，谁能抗拒你的歌声？”

    “主诊医生也是这样说，他是我的歌迷，长得很帅的呢！”

    “那你不是有机会吗？”我笑笑说。

    “可惜让他看到我光头的样子，什么幻想也没有了。”

    “不，你的头形很漂亮。”

    “真的吗？”她摸着自己的光头，说：“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每次出门贝多芬也咬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