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放了，它知道要和我分开。”

    一阵悲酸涌上喉头，我没法说话。

    “我终于知道它不是只会流口水的。”她虚弱地说。

    护士推着一张轮床来，准备把她送到楼下的手术室。

    “我还没有编好这只袜子呢！”她嚷着。然后，她转过头问我：“万一我出不了来，你可不可以替我完成？”

    “不，你知道我不会编毛衣的，你要自己来。”

    “那好吧！”她撅着嘴巴把毛球和编织针交给我。

    “还有！”她从枕头底下拿出三张照片给我，说：“是那天在庆功宴上照的。”

    那三张照片，其中两张是我和杜卫平一起的，另外一张是我们三个的，我们都笑得很灿烂，不知道命运已经伸出了他的魔爪。

    “你跟杜卫平很衬呢。不要放过机会，生命是很短暂的。不再爱任何人，是对林方文最肤浅的怀念。”

    我眼里溢满了泪水。

    她爬过去那张把她送上手术台的轮床，护士把她推出走廊。

    她躺在那张床上，回头向我微笑，在目光相遇的片刻，我惊异地意识到死亡的狂傲。

    我站在走廊上，望着她从我的视野消失，依稀听到她对着那个肿瘤唱着愉快的情歌，那动人的嗓音却是虚弱的。

    后来，连歌声也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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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使葛米儿没有离开斐济，她的人生会否不一样？也许，正如她自己所说，她会在爸爸开的酒吧里和她三个姐姐唱一辈子的歌。

    她不回来的话，我的人生，以至林方文的终点，也许都会不一样。

    在生活的领域里，本来毫不相干的人，他们的命运最后却会纠缠在一起。错过了一班车，延误了出门的时间，在路上碰到一个朋友，所有这些细微末节，都会改变生活的轨迹。

    我们满怀热情地响应命运的召唤，却不知道自己将会随水漂流到哪里。

    这一刻，我靠在医院长廊的椅子上，葛米儿的手术已经做了五个小时，杜卫平去买了一瓶矿泉水回来给我。

    “你会编毛衣吗？”我一边喝水一边问。

    他微笑摇头。

    我放下水瓶，把双手往贝多芬的袜子里套，笑笑说：“我也穿得下，贝多芬的爪真大。”

    “是给贝多芬的吗？”

    “嗯。”我点点头，“只编了三只半，她要自己把它完成才好。”

    “你知道我以前养的小黑狗是怎么死的吗？”

    我摇了摇头。

    “它的膀胱生了一个肿瘤，没法再撒尿了。那时它已很老了。它死了，我也没有再养狗，我很怕它们会死。”

    “那是对它最肤浅的怀念。”我说。

    他转过脸来望着我，我微笑。

    突然，我发现他头顶的壁灯上栖息着一只黄色的蝴蝶，宽大的翅翼上印上了两个黑色的斑圈。

    “这里为什么会有蝴蝶？”我问杜卫平。

    “这家医院在郊外，也许是从外面飞来的。”他说。

    护士推着一张轮床经过，壁灯上的蝴蝶吓得一惊，扑扑飞起，在走廊上盘旋。

    “是你的小黑狗吗？”我问。

    “不会吧？”他惊讶地说。

    那是生的欢呼还是死亡的召唤？我有点害怕。

    然后，护士推着一张轮床经过，上面躺着葛米儿，她酣睡着。那只蝴蝶翩翩飞来，栖息在她的脚趾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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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米儿躺在深切治疗部，胸部以下覆着毛毯，头部包扎着，身上挂满点滴。她微微张开眼睛，看到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