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月刊》？”苗苗说，有些很莫名其妙，看来向丽还没有把杂志带到。听苗苗的口气似乎也不知道我带走了《文摘月刊》这回事。

    我简单地解释一番，告诉苗苗，那本《文摘月刊》我已经让向丽带回东文了。

    然后我问苗苗：“你还好吗？”

    她说：“还行。”

    我说：“没事来我这儿玩，我的电话你有吧？”

    苗苗说：“有的有的，你给过我名片。”

    我正要结束通话，她又说：“我去找找看，也可能被我弄丢了。”

    苗苗放下电话，去找名片，这边，我手握听筒，等待着。突然我发现自己正在发抖，意识到这一点我就抖得更厉害了。后来苗苗回来了，告诉我没有找到我的名片。

    她说：“你说一下吧，我记下来。”

    于是我报了新华二村的电话号码。

    苗苗说：“记下了。”

    我甚至都没有说“再见”就挂断了电话。

    幸亏是几个毫无意义的数字，被我机械地吐出来，这时我已几乎丧失了语言表述的能力，再说下去就要崩溃了。

    第一部分苗苗想来找我玩

    给苗苗打电话后的第四天，她的电话就来了。苗苗说她今天没事，想来找我玩。

    我说：“好啊好啊，我也正好没事儿。” 然后说好了她打车到新华二村门口，我去接她。

    这是一个晴朗的初夏傍晚，我站在马路边上，一辆红色的夏利靠了过来，副驾座位上坐的正是苗苗。

    我为她打开车门，苗苗忙着掏钱包，我说：“我来我来，你先下。”

    我躬身探进出租车，付钱给司机，然后关上车门。夏利车开走了，我转过身，看着苗苗。此刻光线仍然很好，我从来没有在大白天的室外看见过苗苗，觉得很不习惯。她只带了一只装时装的那种纸口袋，正在冲我笑呢。

    我说：“我们走吧，先去吃饭。”

    食为先位于十字路口的西北角上，我和苗苗肩并着肩，穿过车流不息的马路过了街。我之所以选择食为先，是因为那儿的生意不太好，没有什么人，说话比较方便。果不其然，就我们这一桌。我和苗苗面对面地坐下来，我点了一桌菜，但我几乎没有怎么吃。我这人就这样，一紧张就吃不下东西，和苗苗在一起吃饭能正常进食至少也是二十顿以后的事。

    这会儿苗苗对我说：“你吃啊，吃啊，你怎么不吃啊？你吃得太少了。”

    我说：“我怎么没有吃？我一直在吃啊。”

    这几乎成了这次吃饭交谈的主要内容，每过一阵苗苗都会这么对我说，而我总是那么答。幸亏是这样，否则的话，面对苗苗我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她似乎也比较内向。

    苗苗也吃得不多，一桌菜基本上原封未动。后来苗苗给自己要了一个凉拌西红柿，把盘子端到面前，一片一片地夹起西红柿放进嘴巴里，那上面沾着的白糖还没有完全融化。她就这么吃了很长时间，只吃这一样。我则抽烟喝酒。半杯啤酒下去我的脸就红了，上了这层保护色后我说起话来就比较放肆了。

    餐馆里的电视正在播放一个女歌星的演唱会录像，苗苗自言自语地说：“她真漂亮啊……”

    我说：“我觉得没有你漂亮。”说完直视着苗苗。

    苗苗说：“不会吧，我怎么能和她比？”

    我说：“信不信由你，反正我说的是实话。”

    此刻我们相距不足一米，我看苗苗看得很真切，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她的那双眼睛，向外突出得很厉害，尤其是当苗苗看电视侧面对着我的时候。我知道这是高度近视的缘故。这样的眼睛要是放在别的女孩儿的脸上一定是一个很大的缺陷，但在苗苗这里就不一样的（我也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