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
,一头扎到河里,他反绑着的双手动也不能动,连挣扎的气力都没有……
这个“畏罪自杀”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尸体被捞了上来,在现场批判会上成了批判对象。死,便宜了他啦!“反属”还想给他择地安葬吗?不许!就地挖个坑算了!而且还不许用棺材!
事情就这么办了。婶婶正在怀孕。她艰难地走到尸首前,当众给叔叔换上了一身干净衣服。一锹锹黄土倒在他干净的衣服上。埋了。叔叔还不到四十岁……
“我拚着坐牢,也要把你叔叔的尸首弄回家,给他钉一副薄板儿。”父亲从河边回来,整整一夜,拿着旱烟袋,一袋又一袋地吸。“给农民说几句公道话,这就叫罪?”他不断地这样自言自语。第二天晚上,他就抽下铺板,和我偷偷地钉了一个箱子一样的薄“板儿”。我们摸黑到了河边,挖出了叔叔的尸体,装进“板儿”,埋在屋后的自留地。
村上的人也许不知道,也许知道。总之没有人去告密。
“从今以后,我们两家并一家了。我们吃调你吃稠,我们吃稀你吃稀,和兄弟活着时一个样。”
父亲的思想感情一点也不受“阶级斗争”观念和实践的影响。他从来不曾想到要把自己变成“阶级斗争的工具”。这大概因为他太平凡太渺小的缘故吧!没有人想到要利用他,他也没有什么东西害怕在“阶级斗争”中失去。年年、月月、天天、时时、处处,都在刮风、下雨。把一个单位、一个家庭吹成、冲成不同的阶级。甚至一个人,昨天、今天和明天,也会分属于不同的阶级。不少人都学会了这样一种本领:随时根据“阶级斗争的需要”调整自己的感情枢纽,变换自己的旗子、号衣。学会了辨风向,识路线,站队,划线,拉帮,结党……。而父亲却从来不买这些帐。确实,他是太平凡。太渺小了。在“阶级斗争”中他能发挥什么作用呢?
然而,“阶级斗争”却对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剥夺了他。同时,也给他提供了机会,让他充分显示出灵魂的质朴、崇高、美丽。这颗灵魂给了我难得的滋养。我喝到了父亲的奶水……
从此,两个家合成了一个家。婶婶带着儿子住到我家来了。家里只有“人”和“口”,没有粮和畜。能吃的都吃了。可卖的都卖了。大人还可以忍住不哭不叫,孩子呢?我的小弟弟只有七八岁,叔叔的儿子更小,只有六岁。婶婶肚子里的孩子不是更要喂养吗?
我和父亲,两个“堂堂的六尺男子”,每天在沟里河里摸捞,野地里挖掘。母亲,一个小脚女人,整天带着妹妹,在田里寻找没有挖净的山芋。为了不给“人民公社脸上抹黑”,母亲和妹妹在衣裤上缝了许多小口袋,把山芋切成片片装进去。这样能带多少呢?她们在野地里挖坑为灶,煮熟一些,填进自己的肚里……
一个煮熟的山芋,母亲把它递给父亲,父亲塞到侄儿的手里。我的弟弟哭了,母亲抹着眼泪把他拉了过去。
度日如年啊!我的弟弟忍受不了这样的折磨,先“走”了。我的母亲一病不起……
“给大伯磕个头吧!”婶婶拉着我的堂弟,走到父亲面前,“他大伯,我不忍心看着你们一家都被我们娘俩拖死,我带着孩子去逃荒了。熬过这几年,我们再回来。”
父亲一口又一口,一袋又一袋地吸着他的旱烟。烟荷包里装的是晒干了的槐树叶子。最后他含泪摆了摆手:“能逃就逃吧!我对不起兄弟……”
不久,母亲跟着弟弟的脚步,也“走”了。家里剩下三个人:父亲、妹妹和我。父亲和妹妹已经爬不起床。每天能走动觅食的只有我。而我也已经浑身浮肿了。我像母亲一样,在身上缝满了口袋,去田里寻觅未挖净的山芋。近处没有了,就到远处去。手指头粗的须须藤藤,我都当做宝贝往家里带。
可是父亲仍然不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