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净的面皮涨得通红，光秃的头顶闪闪发亮。他的眼睛一直望着奚流，奚流却不看他。奚流轮流地审视着参加会议的每一个人，最后把视线落在我身上，停留了很久。

    游若水讲完，把材料叠好装进衣袋。奚流把目光从我脸上移开，转向大家，平稳地说：“我们根本不知道要出这本书。要不是游若水同志从有关方面听到消息，并主动讨了一份校样来看的话，这本书就出笼了。”是游若水干的吗？我怀疑。这个人居然会发起一件事？

    “孙悦同志！中文系总支是不是知道这本书呢？”

    听到奚流在问，我立即回答：“我是知道的。”

    “为什么不过问？”奚流问。

    “这是出版社的事，我们无权过问。何荆夫同志也有他的出版自由。”我回答。

    奚流的颧骨向上耸了一下，他问党委委员们：“是这样吗？那末我们就来讨论一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不是要实行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党还要不要领导？”

    校河的水今天多么情啊！水至清则无鱼。这河里是无鱼的。鱼需要浑水，这是肯定的。人呢？也需要浑水吗？明明是一池清水，非要投进石子、烂泥、杂草把它搅浑不可吗？

    党委会里资格最老的委员首先发言了。他的头发白如麻丝。他有一颗善良的心。他的眼睛是那么真诚坦率。在那些动荡的年月里，我“保”过他，也曾经像女儿那样在他面前倾诉过委屈。他总是安慰我：“你还年轻，经历经历有好处。”我多么尊敬他！

    “按照以前的惯例，出版社出书之前应该与作者的单位联系一下，这样我们大家都不至于被动。现在既然已经这样了，就尽可能妥善地解决吧！作者还是个年轻人，说服教育为主吧，劝他把稿子撤回来，改好再出书。我看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批判了多少次了。四二年延安整风的时候……”

    我知道，他又要“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地谈起批判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来龙去脉了。文革中每次批判斗争他的会上，他都讲四二年延安整风，与王实味等人的斗争。他总是用他那慈祥而坦率的眼睛望着“红卫兵”们：“我没有搞过修正主义。我接受了党的长期教育。自从延安整风……”“红卫兵”说他是“臭表功”，骂他，侮辱他，嘲笑他。可是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没有承认过自己是修正主义。我因此对他益加敬重。可是这两年，我觉得跟他有了距离。生活在前进，他却和十几年前，甚至几十年前一个样，就像这会议室里的一个雕像，永远放在那个地方，又永远是那个姿势。你可以欣赏他，但不能和它讨论任何实际问题。“小孙啊，千万要把稳舵。这种混乱的局面不会太长。我们党肯定要管的。四二年在延安……”我一听到他对我说这些，心就往下沉。我多想用力推他一下啊！可是我人小力薄。

    “现在的情况与以前不同了。出版社对作者一般是不应审查的。不过，对何荆夫这样具体的人，写这样一本具体的书，是应该慎重的。”

    发言的是一位兼哲学系总支书记的党委委员。与我一样是“科班出身”。据我了解，他的思想还是比较解放的。今天是被这“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书”吓住了吗？

    “何荆夫在系里表现怎么样？听说有些反映。”一位女委员接着上面的发言提出问题。我简单地回答：“很好。”脑子里在想：“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书”应该怎么理解呢？“具体”到怎样的程度我们就有权干涉了呢？没有出版法。对每一个人都可以来一下“具体”，在每一个人身上都可以找到应该受到干涉的理由。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具体！具体！具体……多么难掌握呀！

    也许，我应该在会上把荆夫“具体”一下？可是，我害怕在这样的场合谈到他，甚至不能冷静地想到他。

    自从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