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环来后，他没有找过我。见了面除了点头打个招呼，再也不说第二句话了。这使我感到难过。我觉得我与他的距离越拉越远了。我越来越多地在朋友面前谈到他，特别是在李宜宁面前。“我不希望你再受挫折，何荆夫不会给你带来平静。你们不应结合。”她总是这样劝我。

    确实，何荆夫不会给我带来平静。然而，恰恰是这一点在吸引着我。我已经让他一个人在风雨里搏斗过了。如果再有什么风雨落到他身上，难道还让他一个人去搏斗？那样我的心又怎么能平静呢？

    “我听到一些关于何荆夫的反映。可以发言吗？”正在作记录的陈玉立问。奚流点点头，她就发言了：

    “何荆夫自从甄别平反以来，尾巴越翘越高。他常常在学生中宣扬自己的经历，把自己打扮成传奇式的英雄，吸引了一批幼稚的青年在他周围，他常常说：‘我们的党应该好好地总结教训。’意思是说，他是一贯正确的，我们的党犯了错误。他比党高明，党却亏待了他。这本书中所宣扬的什么尊重个人、尊重个性等个人主义观点，他都在学生中散布过了。中文系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与他有很大关系。前不久，奚流同志批评学生在黑板报上登爱情诗，一部分学生瞎起哄，也与何荆夫有关。现在居然有学生讽刺奚流同志，说要请他当和尚协会顾问……”

    谁“噗嗤”笑了？是那位年老的女委员和她旁边的那位教授同志，他也是党委常委，历史学教授。是党委中唯一的教授，所以大家就叫他“教授”。他正噙着烟斗，对那位女同志风趣地讲着什么，两人一起笑了。奚流的脸红了。他用铅笔敲敲桌子，命令陈玉立：“谈重要问题！”

    陈玉立自知失言，脸也微微红了一下。她定定神，提高了调门：“总而言之，何荆夫辜负了党对他的爱护和关心，继续在五七年的道路上滑行，越滑越远。如果不及时给以帮助，他不知道要滑到什么地方去呢？至于生活作风上的问题，我这里就不讲了。”

    陈玉立讲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别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我身上一热，脸也红了。人们常说，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我完全不是这样。心里没有鬼，脸也会红，心也会跳。有时在公共汽车上，有人丢了钱包，要停车搜查，我就十分紧张，害怕钱包会突然在我身上搜出来。是“阶级斗争”中无中生有的作法所产生的心理病态吗？在感情问题上，这种现象更为突出了。一提起何荆夫的生活作风问题，我就好像感受到有人把一盆污水泼到我和他的身上，忍不住感情冲动。

    陈玉立的口才真好！她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何荆夫。要是我不在中文系，不了解何荆夫，我也会对他产生一些不好的印象。现在我已经懂得了，许多人排斥异己，靠的就是这种办法：在大家不了解某人的情况下说某人的坏话，造谣中伤，信口雌黄，反正某人没有机会辩白。但是，我了解何荆夫，而且爱他。所以，随着陈玉立的小巧的嘴唇上下翻动，我的眼前出现了另一个何荆夫，可敬、可亲又可爱的流浪汉，我的最亲密又最疏远的朋友。

    荆夫，我不能听着别人这样污蔑你而无动于衷。我不能让这些不了解你的同志在心里留下一个被歪曲了的形象。我不能再害怕暴露自己的感情，不怕了！我好像一直在期待这样的机会，能够公开地表示对你的爱情。我该发言了！

    我从座位上站起来。可是还没等我开口，就有一位党委委员抢先发言了：“真是这样的话，不能让他出书2”又一位委员更为激烈地接着说：“要是我有权，我就给他重新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我对这样大规模的平反一直是持保留态度的！”

    我又坐了下来。我记起了，我是在参加党委会。我的身份是中文系总支书记。我们讨论的是应该如何对待一个人写的一本书的问题，而不是我和何荆夫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