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了一片。大家善意地笑着，一半笑自己，一半笑别人，互相搀扶着爬起来，拍拍身上的雪。老人道：“走啦。”年轻的叫：“走你。”大家又把车蹬了起来。多难得笑！多难得的彼此亲近！多难得的“不正常”

    呀！越下越大的雪掩盖了平日里看倦看厌的一切，大家仿佛暂时忘记了总戴着的那副漠然的面孔，久无声息的童心又在冬衣紧裹下“砰砰”跳了起来。My God！如果没有一觉醒来，发现杨柳一夜间绿了。如果没有回家路上一场骤雨，你我三二个人披一个象征性的雨衣，嘻嘻哈哈往家跑。如果没有一封飘乎而至的信，在你心灰意懒的时候告诉你，她喜欢你。如果没有……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意外，大大小小的惊喜，我们将怎么忍耐这日复一日的平淡呢？因为有明天，我们才能熬过长夜，我们平静地过着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苦读的日子，也是因为我们的坚信，在不远的将来，在那里存在着一个奇迹，我们将不在寂寞，就象火山在对下一次爆发的等待中，默然无语。

    坐在自己临窗的老位子上，蒙在窗玻璃上的水雾更重了。这种天气，家里的窗户上一定开满了白白的冰凌花。小的时候，就把鼻子贴在凉凉的玻璃上，红红的鼻子头压得又圆又扁，惊奇地半张开嘴谛视窗外小院子的一个角落。

    北京的冬天，即使没雪，天也是淡灰色的，云也是淡的，落了叶子的乔木是深灰的，号称常青的松柏，远没有春夏绿得鲜亮，着了太多的尘土，也显得灰蒙蒙的。人呢？土绿、蓝黑，又是一片沉沉的灰调子。上天下地，活脱幅淡墨山水。下雪了，就如同来了一位大师，将这幅已完成的画，再略略皴上几笔，整幅画面的气韵立刻生动起来。

    看得兴起，我伸出拳头，做个儿时的游戏，用拳眼在玻璃的水雾上轻轻一压，收回来，玻璃上就留下个小小的脚丫印。孟寻觉着有趣，看了看我，我点头默许，就接着向上斜斜地续了一个。我俩，就你一个我一个地印了起来。很快，脚印就沿到了水雾的尽头，再上面，就是透明的玻璃了。稍微一下身子离远点看去，这串脚印就好象挂在远远的树枝上。

    仿佛有个小小的精灵，从我们手里钻出来，顺着树干歪歪斜斜地爬到树梢，一蹦，蹦到了天上，再也看不见了。

    大概是雪天容易迷路，数学老师又绕开了她的圈子。教室里死静，隐隐能听见数学老师脑子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曾经有一个时期，因为纪律原因，我被调到老师高度近视的眼睛所能控制的势力范围——第一排。

    每当发生这种情况，我就找机会和她一对眼，再对她“嘿嘿”一笑，如同按了Break键，跳出死循环。老师长出一口气，对我也报之一笑。之后再讲什么，就和以前毫不相干了。俨然一位围棋高手对于无论什么法也处理不好的棋，最聪明的办法就是别处它投。如果你再追问她前面某处到底是什么意思，她心里或许会象那位善草书的爷爷，要怪讶小孙孙为什么不早问那个字念什么的。

    有时候，我真禁不住问自己：“如果哥伦布有一位数学老师，他会发现美洲吗？”

    而且今天，我比以往更不耐烦。印度的妇人盼望“妻子节”，是因为可以扔掉终年的劳作，穿上花衣服，尽情跳跳，是因为可以抡起扳子打一顿终年虐待自己的丈夫。学生盼望雪天，也是因为可以发泄一下，表达不易找到别的方式表达的情感：女孩子们吱吱喳喳地聚在一起，象是为了团结起来加强力量，又象是怕一个人目标太小，不容易被男孩子看到。男孩子们散成一个圈，从四周围上去，手里的雪球向自己最感兴趣的几个脑袋使足劲扔过去，好让她们印象深刻。女孩子们满是兴奋地埋怨男孩子手狠心黑，看见他站在自己面前，搓着冻得红紫的手傻笑，暗骂声：“该死的！”追上去，一捧雪填到他的脖子里。被追的男孩子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