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中，按照一位美国作家的说法是：“这里有运动员的哈佛；有眼睛盯着研究生院的学者的哈佛；有吊儿郎当、无所事事后来在华尔街销售债券的人的哈佛；有来自豪门大户、条件优越的年轻人的哈佛……还有反叛者的哈佛。”在这些不同的俱乐部中，尽管仍旧会有很多的胡闹的行为，但同志间的相互促进，无疑可以帮助这些年轻人迅速摆脱幼稚的言行，更重要的是哈佛通过这种努力，让这些热情的年轻人具有某种高尚的理想，并让这种理想伴随他一生。

    詹姆斯的骄傲是有道理的，这位哈佛的精神导师之一从来都是期望哈佛的学生像一个成年人那样成熟地思考，并且热烈地探讨问题。大学是一个培养“绅土”的地方，成熟的心智与激情的思考相结合是理想的大学。这也是一所大学最激动人心的地方之一，对这个世界有着热切地渴望精神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毫无成见地对明天的社会进行构想，并激动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在这里，他们不用担心实际困难的困扰，不用被世俗的意见所左右，大学是一块丰饶的实验田，学生在这里培育明天的希望。

    哈佛历史上最伟大的校长C．．埃利奥特认为，应该把每一个进入大学的学生都视作成熟的人。因此，他极度推崇学生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发展，“使每个人按自己的所好去思索和行动”。为了这种目标，这位校长知道应该给他的学生创造最大的时间上与活动空间上的自由。因此他创立了划时代的“选课制”，所有的课程都是平等的，开放的，而学分又规定得非常之少，剩下的大部分时间交给学生自己。同时，他让各年纪学生都混住在校园内，以便自由交流。对于优秀的哈佛学生来讲，这种制度无疑“是一个良好的空气调节阀”，鼓励智慧以最佳的状态释放。

    为此，大学本身也要习惯被那些学生攻击。1902级的学生约翰·里德曾写道：“人们在谈论世界，谈论大胆新奇的设想，谈论离经叛道的思想；异端邪说一直是哈佛的一种精神。”在被1906级学生李普曼誉为“有点像活着的上帝”的埃利奥特眼中，哈佛的教育目的是探索实验和自由思想。而威廉·詹姆斯干脆说：“这些不服管的学生是我们最大的骄傲。”

    于是，我们看到哈佛这样的大学内，学生社团是以一种怎样成熟而卓越的形态而存在。辩论社是哈佛最受推崇的社团之一，因为哈佛深信一个适合辩论的人说明他的头脑敏捷；而哈佛《深红》日报，几乎是世界范围内最权威的学生刊物，世界各大报欲想了解高等教育的动态，往往喜欢引用《深红》。该杂志一年年地在哈佛传承下去，如果你想进入核心的编辑层次，除了天赋外，还必须有足够的耐心打人这个集体。而对于报纸，参与者无一不全身心投入，因为《深红》的编辑离校后往往直奔《纽约时报》这样的权威新闻机构。一位《华尔街日报》的前任总编辑回忆道，他在哈佛《深红》的经历是，第一年是三点一线，睡觉、上课、《深红》，以后的两年就是睡觉、《深红》。

    哈佛的文理学院院长亨利·罗索夫斯基曾经这样评论它：“《深红》是本科生出版的一份日报，它的影响相当大，国内外报刊常把它用作了解学校的主要新闻来源……它吸引了一批出色的学生，办报成了他们在校期间的主要活动，他们花在办报上的时间比用在课堂或其他娱乐方面的还要多……在我当院长的11年内，它的专栏文章难得说我几句好话，他们几乎反对我的一切行动……”

    在《李普曼传》中，作家罗纳德·斯蒂尔描述了李普曼在这所学校的俱乐部中的成长。1906年，这位后来空前卓越的专栏作家进人了哈佛大学，他和一些朋友做诗写剧本，办政治刊物，并且常常辩论到深夜。他们围坐在壁炉旁，诵诗饮酒，议论教授，探讨生活的意义。李普曼曾经给女朋友的信中写道：“这简直是一个狂热的时刻，每天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