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探讨形而上学、社会主义、艺术理论、叔本华等等直至清晨……”

    尽管在当时社会主义被视作社会异端，但在1908年，李普曼与他的同学组建了“社会主义俱乐部”，煞有介事地宣称要“考虑所有旨在根本重建社会的改良方案”。除了讨论，他们向校方提出挑战，要求学校停止剥削校工，他们甚至还越出校方，为市政府拟定了一个社会主义纲领。这些青年显然被自己的热忱与抱负所激动，李普曼在校刊上撰文说：“如果有人在凌晨一时鸟瞰坎布里奇，发现五、六群情绪激动的哈佛学生在街头巷尾大喊大叫的话，那么就应该告诉他，那天晚上社会主义俱乐部开会了。”

    中国人似乎总是误解，以为哈佛闻名的是他的工商管理学院，哈佛的精神是体现在产生了多少位富豪多少位美国总统上。其实，真正的哈佛的精神是体现在威廉·詹姆斯所说的俱乐部精神中，体现在年轻的李普曼们所进行的勇敢的尝试上，是那些叛逆却并不幼稚的学生身上。也正是这种精神促使了哈佛的领先地位，或许在另一方面也造就了这些成功人士。美国的另一所名校伯克利也同样因为鼓励学生的思考行动精神而著名。在整个喧嚣的20世纪60年代，这里是全世界学生的圣地，尽管盛大的学生运动带来的危害性值得商榷。但是，无疑伯克利的无数学生组织是处于某种理想主义的目的而掀起这场行动的。李远哲教授在台湾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谈到伯克利。在80年代中的一次伯克利大学开学典礼上，代表教授讲话的是一位历史学家。他谈到伯克利大学的校园精神时，一再地推崇伯克利大学学生敢于提出与当代不同意见的话。李远哲为此感慨，一个教授赞誉学生勇于站在社会前端，这在中国是不可见的。

    二

    1917年的沙滩红楼，几位北大学生极其相投，常常聚在一起聊天，讨论时局。在他们的教授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的感召下，这几个青年决定利用所学做一点事情，也参与到这场启蒙运动之中。其中傅斯年提到，何不办一本杂志?他觉得“学生应该有自动的生活，办有组织的事件，然后所学所想，不至枉费了；而且杂志是有趣味的，有意与自动生活的……”随后，他们找到当时的文科学长陈独秀，并最终得到肯定：“只要你们有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济方面可以由学校负担。”接着校方拨款2000元用于《新潮》杂志的创办，这在当时实在是一笔巨款，而李大钊则专门从图书馆中腾出一间房子作为《新潮》的编辑部。而《新潮》杂志果然不负众望，它实行三条原则——创新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个性相当鲜明。而由于主办者学生比教授更加年轻气盛，在一般民众看来，《新潮》似乎比《新青年》更加猛烈，引起青年更多的共鸣。而《新潮》第一期就重印三次，销量达到一万两千册，之后也经常在一万五千册左右。后来，陈小峰甚至靠着卖过期的《新潮》杂志，创办了影响一时的北新书店。而胡适在多年之后甚至认为，《新潮》对于五四运动产生的影响无出其右。而《新潮》杂志的成员几乎都成了中国现代史上重要人物，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毛子水、何思源、俞平伯、叶圣陶、冯友兰、朱自清……

    除了新潮社外，此时的北大还有“演讲团”、“剧社”、“新闻学会”等学生团体，他们在整个五四启蒙的过程中，将学生式的热情与学院的思考带向民间。胡适在五四运动过后，也希望学生社团可以更加完善，他提出了“学问的生活、团体的生活、服务社会的生活”，希望学生以更好的组织性凝聚在一起，探讨学问，并尽可能地教育民众。蔡元培时代的北大的光辉，除去那些动人的“兼容并包”的传说外，这些有热情有理性的学生社团也是重要表现之一。只有在真正的试图健全的培养学生的大学之中，学生团体才可以得到健康的成长。但是，很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