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衣服。据说贾祥的乙方开到塘沽以后，先给甲方挖了一个晒盐池子，后盖了一溜工棚。不过这时贾祥不常在塘沽呆着，委托一个本家叔当副乙方，领工干活，他常一个人坐火车回来种地。不过这时他的地用不着他种，村里早有人替他种下；谁种的也不说，有点像当年新喜恩庆砍高粱做好事。贾祥也不大追究。两年乙方下来，贾祥不再要父母留下的草房，自己挨着村西支部办公室，一拉溜盖了七间大瓦房，瓦房上不用大梁，用了几根钢筋条子。上梁那天，大家都去看。贾祥还花几千块钱买了一架手扶拖拉机，和老婆孩子串亲戚，就开着它去。

    村里有人顺路搭车，贾祥也让搭，说：

    “从哪儿下，事先打招呼，好停机！”

    村里人都说：“看不出，贾祥这孩子有了出息，比当年宋家掌柜辽阔气！”

    这时村里没了五类分子。老孙、孬舅、宋家掌柜兄弟等一干老人，都死了。没死的给平了反。据说老孙临死前神志已不太清醒，临死前又唱起了讨饭的曲子；孬舅临死时恶狠狠甩下一句话：

    “照我年轻时的脾气，挖个坑埋了他！”

    把床前伺候他的人吓了一跳。但这个“他”到底指谁，谁也没猜出。

    孙、申、宋诸家留下的子弟，福印、三筐、八成、白眼之类，埋葬了老人，都加入了贾祥的农民建筑队，去了塘沽挖晒盐池子。宋家掌柜的一个女后代美兰，过去在支部办公室开喇叭，现在喇叭坏了，恩庆又患了肝硬化，在家无事做，也投奔贾祥，不过没去塘沽，就在贾祥家做饭。前支书新喜这时四十多岁，还不算太老，也加入了贾祥的建筑队去塘沽。由于他是党员，贾祥给他安排了一个监工，在工地拿个尺子跑来跑去量土方。不过据说到塘沽还是爱吃小公鸡，一次让他买菜，他克扣菜金，给自己买了只烧鸡，撕吃时被人发现，差点被三筐八成之类，推到晒盐池子里。这时恩庆已患了肝硬化，仍在村里当着他的支书。

    这时村里、公社要进行机构改革公社改叫做乡，大队改叫做村，支书改村长，地分给各家种。大家开始有些不习惯，觉得改来改去改不过口，叫起来有点解放前的味道，不过久而久之就习惯了，说：

    “还是叫村、乡合适！”

    接着村里要改选头人。这时恩庆已到了肝硬化后期，脸黄黄的，常披一个大袄，坐在支部办公室门前晒太阳，自己抱一个酒瓶喝酒。村里人人情太薄，地一分，没人再请恩庆吃兔子喝酒。恩庆打野兔子又没力气，只好不吃兔子光喝酒。大喇叭坏了，美兰不开大喇叭，也不来支部，恩庆也就搬回家住，只是晒太阳才来这里。倒是贾祥何时从塘沽回来，见到这位黄脸支书，把他请到家里，让炊事员美兰炖只兔子一块吃。兔子冒热气上来，美兰就红脸，恩庆只顾低头喝酒吃兔子。村里机构改革，本来还应恩庆当村长，可贾祥觉得老让一个肝炎病人拿着公章，一年一度往他乙方合同上盖，有点不合适，便在酒桌上对恩庆说：

    “庆叔，你岁数也不小了（这年四十八岁），身体又有病，甭操那么多心了，真不行我来替替你，你去郑州看病！要行呢，你就对乡里说说！”

    没想到黄脸恩庆一下将兔腿摔到地上：

    “鸡巴！”

    走了。弄得贾祥挺尴尬。本来这事也就是商量商量，商量不成贾祥也不恼，仍当他的乙方。没想到乡里出了新点子，说这次选村长要搞差额，两个选一个。村里人一听就恼了：哪个龟孙想的这歪点子，两个选一个，自己不操心，推给了大家！

    从祖上到现在，没听说两个选一个！贾祥一听这办法倒喜欢，到处对人说：“咱们搞差额，咱们搞差额！”

    便站出来与恩庆差。差额选举本身并不复杂，大家的儿孙都是贾祥乙方的工人，恩庆有病不说，还喝过酒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