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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爱写作，写很长时间以后，我才认为这是我的个人爱好，在我的人生经验中，一般来讲，我认为，人应当为他们的爱好付出代价，而不是得到好处，如果一个人为他的爱好得到好处，那么我只能说这个人十分幸运，搞艺术的老祖宗是那些过着饥寒交迫生活的吟游诗人，他们往往十分质朴，给人说上一段书，讨几口残羹剩饭便能满足，而现代吟游诗人就油滑多了，他们的油滑之处在于，他们先来一段讲演，说什么人的生活应分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并自行规定，精神生活高于物质生活，这段讲演的可恶之处在于，首先，他们把他们的爱好推及别人，其次，他们竟能把他们的爱好置于别人之上，事实上，这种骗术即使算不上无耻也十分无聊，因为这种对生活的二分法本来就十分不客观，是对擅长动脑筋的人的一种优待，因为话语权掌握在擅长动脑筋的人手里，他们就对此大加利用，这是人性中邪恶的一面，在这种言论之下，总体上看，体力劳动者的利益被无情地侵占了，而且，精神生活就那么有价值吗？我看这是个问题。

    精神生活优越论的基础在于教育，由于教育需要一笔时间与资本的投入，受过教育的人，也就是那些所谓能有精神生活可过的人，非但不感激他们的运气，反而变本加利地想把他们的教育培训费当做一笔无形资产，大加利用，一副以一当十的架势――这里面最可气的就数所谓搞文化、搞艺术的，他们脑子最不好使，培训费最低，得利最大，却闹腾得最厉害，一个工程技术人员，除了得应付十分枯燥艰难的练习与训练以外，在日常工作中解决的问题也往往十分棘手，十分实际，而一个搞文化的，训练本身就十分轻松，工作中也更容易找到乐趣，又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只是空对空地胡说一气，但既使这样他们也牢骚满腹，想想看，一个商人，再怎么样也十分繁忙，因为要处理大量细枝末节，难得有搞文化搞艺术的人的那份轻松，但商人却没有那种不自重的抱怨，更没有那种与＂肮脏的钱＂相对应的＂肮脏的文化＂来突出自己，贬低别人，看看18世纪末的维也纳吧，十分吝啬的犹太商人用他们省下来的一点小钱来帮助文化，让老百姓在剧场里得到乐趣，这种情况你根本在搞文化的人身上看不见一点影子――以我个人的经验，我看一本数学书的时间往往超过看10本思想书或20本文化书或30本小说的时间，而且费的劲更不可同日而语，但我很少见数学家指责别人不懂数学，而常见到文人嘲笑别人没文化，这一事实有时令我十分生气，因此，每当看到有人出来酸酸溜溜地指责什么物欲横流我就怒不可遏，这分明是在说，为什么物欲没往我身上多流流呀！

    我深信，文学艺术的价值远不像现在标出的市价那样高，科学家在追求事物的确定性时所付出的劳动，要远远超过漫无边际的插科打诨、胡说八道所付出的劳动，即使是体力劳动者的简单重复劳动也要比什么笔耕不辍来得辛苦，我在写作时，一想到要在大太阳下耕种田地就心惊胆战，一想到写一本数学书、物理书就倍感力不从心，而要是写点什么别的，就觉得轻松得多，不是吹牛，就我这水平，我还真看不上诸如小说之类的东西，什么呀、呀，在我看来，易如反掌！我甚至觉得太低级，、、之类也只是稍有难度，莎士比亚的剧本对演员来讲如同基督徒的《圣经》，在我眼里却是英国的琼瑶电视剧，只不过它比琼瑶更成功而已，电影剧本完全是瞎胡闹，除了塔尔科夫斯基、伯格曼与费里尼那样的剧本值得一写以外，我还真找不着可写的东西，就这些破玩艺儿还被搞电影的吹得事儿事儿的，其实只不过有点文学性而已，胡编乱造、故弄玄虚、胡来一气方面，再也没有比那些被称为＂大师＂的人更叫我讨厌的了，据我所知，只有搞气功、魔术一类的家伙们才彼此互称＂大师＂，目的看来是想在民间挂靠＂师级干部＂这一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