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就不会再羡慕那些对人类做出过真正贡献的人了，甚至可以对他们不屑一顾，高兴的时候，还能把他们说成是一帮一钱不值的傻瓜――99年春节前，我已完成20集剧本，由于情势所迫，看来，这个决心我迟早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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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年春节，大庆从上海回来，大年初二中午，老朋友们共聚一堂，有大庆、建成、老黑、老颓一干人，起初，我们在饭馆吃饭，席间照例讲讲各自的见闻，相互开开玩笑、公开告密、揭对方的短，相互讽刺挖苦，当然，也相互说些带着人情味儿的好听的话，后来，我们换到另一个饭馆，谈话变得有一搭无一搭，往往一个说完，少了接下茬的人，吃得实在吃不下了，就换到一个酒吧，喝了一轮酒，大家的眼睛在彼此脸上转来转来，也没看出什么新意，加上酒吧的音乐太吵，于是换到一个茶馆，在茶馆里，大家终于陷入沉默，我们一个个长大成人，各怀不可告人的心事，气氛十分沉闷，大家分头一言不发，只是不断地添茶倒水，我注意到，经过岁月的磨砺，大家都变胖了，腰圆体阔，脑满肠肥，肥头大耳，一脸横肉，更不用提内裤下面变黑的阴茎了，一个个真是蠢相毕露！这种深沉的气氛与我们往昔的聚会形成鲜明对照，我们在一起坐了十几个小时，到后来，大家分别出现了倦意，神情呆滞，夜深时分，每张闪着亮光的螨虫脸上犹如涂满了一层粘苍蝇胶，从那无所事事而又似乎有所期待的神态看来，好像已各自准备完毕，布好机关，单等着大群的苍蝇从天而降一样。

    这种老熟人见面无话可说的情况已持续很长时间，就像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一样，被划分在生活常识的范围内，对此也没有人见怪，人过三十，对于彼此及世界的新鲜感与日俱减，以前争先恐后讲出的老话废话套话现在已懒得再讲，但大家都不肯散去，深恐由集合在一起的孤独落入各自的孤独之中，我们就像一群冬天里的刺猬，离得太近怕相互扎着，离远了，又都扛不住寒冷，于是在环境的逼迫下只得重新聚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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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破沉闷的是大庆放出的一个响屁，大庆扭扭身躯，恨恨地把它放出来，像是对这种冷清气氛的抱怨，大家笑了起来，但气氛依然如故，没有什么改变，而大庆呢，也许是因为不甘心，他接二连三抬起屁股，放出一个个声音忽高忽低的响屁，在他时断时续的屁声中，我们又坐了一个多小时，直到他过足了屁瘾、声嘶力竭为止，散伙时，大庆不安地对我们说：＂这就散了，别啊！该不会是让哥们儿的屁给崩散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