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怎么可能碰面，除非他的车撞上你的车。”

    “差点儿。”

    “什么差点儿？”

    “他的车眼看就撞上来了。不过他车闸很灵，一踩就刹住了。”我的英文够坏的。坏英文也有便利。

    他又是一个停顿。然后说：“你的车当时咽气了。”

    “是的。”

    “车要在主要高速公路上咽气，就要命了。可车偏偏常在最不是地方的地方咽气，对不对。所以你只能认了：完蛋了。”

    “我们就是这么说的。”

    “怎么说的？”

    “我们说：完蛋了。”

    “你们是谁？”

    我怎么把阿书扯进来了。

    “我的一个熟人，不相关的。”

    “那个熟人是女的吗？”

    “她和这事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他以随便的口气打听阿书和我是怎样的交情。同时在迅速地推断，我竭力掩护的女熟人可不可能是扯皮条的：存心让车在那段路面上咽气，存心让安德烈·戴维斯的车撞上来。我一一回答着无关痛痒的问题，同时也在迅速分析：我这样玩命遮掩阿书，是不是恰巧在坑她。阿书并不怕麻烦，麻烦给了她一次又一次机会，让她证实自己处理麻烦的才能。在处理麻烦的忙乱中，她自豪她生活的充实。到美国的第三天，我交纳了三笔考试费用之后不留分文，不得已提出向她借五百块钱。她转眼向别人借了五百块给我。后来的日子里，阿书在向我索债和去她熟人那里争取拖欠这两桩事情中，甚至在拆东墙补西墙的业务中，一而再、再而三让别人和她自己认识到，全仗了她的金融才干，大家的经济和友情往来才变得如此熟络。每一件对于麻烦的处置，都会给阿书留下漂亮的记录。经过以上分析，我以平淡的口气告诉理查·福茨，他尽管去麻烦我的朋友阿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