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三天之内还凑不出房钱和水电、煤气、电话费用，我就只剩下最后一招了：接受安德烈的救援，把他给我的八百元支票兑现。入校前安德烈给我寄了那张支票，要我答应他，绝不让饥饿、寒冷、疾病在我身上发生，一旦发生就拿那张支票去阻止它们。他说，你可别做饥寒交迫的英雄，在这个物质过剩的国家，饥寒交迫可是自找。除非你特别想做当代唐·吉珂德。我想要他放心，把我这样一个人给饿死可不大容易。我却没说什么，收下了那张支票，把它和母亲送我的项链放在了同一只锦缎盒子里。

    电话铃响的时候，我打开台灯，看到小闹钟显示器上的数字——7：00。显然是一个预先计划要打电话的人。我赤脚跳下床，一把抓起话筒，怕它继续响下去把牧师夫妇吵醒。他们昨天夜里一直等到我熄灯，才开始做爱。那场做爱至少历时一个钟点。因此该让他们早晨多歇歇。

    “早上好。”问好的是个清醒的男人。清醒的美国男人。

    我感到我很快会认出这嗓音的：这沉着、从容，有一点儿寻开心的嗓音。我随口还了声问候。他却乐起来。

    “怎么？这么快就忘了？”他笑着说。

    我脑子猛然一阵蠕动，有些晕眩。是理查·福茨。便衣福茨。讲英文的理查不那么规规矩矩，有些痞，像那种时常揩女人油的男人。

    他说：“我想你一定是早飞的鸟。我没猜错吧？”他得不到我的答复，马上接着说：“这个时间给人打电话不算惊扰。我没惊扰你吧？”他似乎明白自己挺招人烦，但他不得已。

    “早上好。”我说。我还能说什么？

    “是我把你吵醒的？你不高兴了？”他问道。

    “我工作到半夜两点。不，早晨两点。”

    “你现在不想跟我谈话，是吗？你要我迟些再打来吗？”他的体谅完全像真的。

    “你谈吧，我听着。”你的身份、职业让你很习惯自讨没趣。

    “我可以晚些再给你打电话。”

    “好吧。

    便衣福茨大概就是想测试一下窃听器的功效。正要挂电话的时候，他又叫住了我：“噢，对了，昨天你说到认识戴维斯是在华盛顿市郊的高速公路上，是几号高速公路？”

    “我说了我是在地铁站认识戴维斯的。”你别想趁我缺觉钻我空子。

    “难道我记错了？”

    “有可能的。”我可不愿冒犯你。我的口气还算文明，应付着一个明显的无耻讹诈。

    “可是，安德烈·戴维斯的口述，和你的完全不同。”

    “不会的。”你晚了一步，我们昨晚已立了攻守同盟。

    “怎么不会？昨晚十一点，我打了电话给他。他告诉我，你们的第一次相遇，是在高速公路上。”

    我的瞌睡顿时消散。十一点，那是在我和安德烈通话之后。安德烈从来不在晚上十点之后给我打电话，他帮我做个守纪律有教养的房客。他此刻一定十万火急地在给我拨电话，可线路给便衣福茨抢先一步占了去。

    我说：“你昨天问的是认识。相遇不等于认识。我和你昨天相遇，可我敢说我昨天已认识你了吗？”我的声音平和，逻辑也不差。

    便衣福茨嘿嘿嘿地笑起来。原来这个体重不到一百磅的中国女人并不好诈，斗智也够他斗一斗。

    “好，很好。”理查·福茨说：“的确是这样，认识一个人没那么简单。咱们再回到高速公路吧。你记不记得是第几号高速公路？”

    “不记得。”

    “大概在哪个位置？”

    “我对华盛顿的地理又不熟悉。”

    他沉吟一刻，又找出我一个碴子：“可是你想，高速公路上怎么可能呢？你想想看，车流量那么大，车速那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