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昂在翻身时，右边的肩头露在了外面。是个单薄却形状不错的肩膀，王阿花曾在那上面依偎过，伏在那上面流过泪，说过山盟海誓的话。然后，她把自己从这单薄的肩头撕扯开来，让它此刻孤单单地耸在这里。我及时逮住自己伸出的手，那手正伸出去要替他把被子掩严实。我向自己讨饶：没别的意思啊，就是怕他着凉，我是替王阿花做这个动作。这个温情似水的动作属于王阿花纤细、洁白的手。即便我替他掩了掩被子，又有什么了不得？我年长于他，他在睡熟时显得格外年轻。

    我发现自己将右手搁在面颊上，指尖蹭到了他的体温，他的体嗅，他那非物质的一部分。我突然感到惊惧：我的心真的很不老实，它那么渴望去闯祸。这个男性在四小时之前还不存在，而现在我在他的呼吸里，在他的体温旁想入非非。

    是因为我喜欢上了王阿花的缘故吗？是我借喜爱王阿花来喜爱他吗？还是我通过他去喜爱王阿花？他和王阿花接吻时一定是美丽的，花儿与少年般的美丽。王阿花和他做爱的时候会怎样？一定也很美，非常的鸳鸯蝴蝶。他和王阿花非常相配，不是吗？有相似的单薄和清俊。

    我心里的不好受不知是羡慕还是妒忌。

    他们中间谁闯了祸，中断了一场优美的爱情?

    “优美”，这个词的选用很令我满意。世上的确有不多的优美事物。同这个里昂恋爱，一定是桩优美的事。

    我闭上眼，睡意却已云消雾散。我感到王阿花悄没声地撩开门帘，迟疑地走进来，走到灯前，悄没声地继续画她的灯罩。我甚至感到她朝床这边转过脸，长久地凝视并排躺着的里昂和这个中国女子，她对王阿花来说，暂时还相当神秘。我感到她叹了口气，早熟的一个长叹，同时悲悯地看着这对中国男女，毕竟是一对黄孩子啊——她希望他们俩好好做伴，长远也好，短暂也好。

    我感到王阿花的目光照着昏暗中躺着的中国女人。她躺在里昂身边，像沤烂得仅剩细腻的神经网络的两片白杨叶。她会好好做里昂的伴吗？这个中国女人，她的亚洲黑发千篇一律地披在背后，她细弱的亚洲脖子，基本没有弧度的亚洲胸部，都罢了，只要她能好好做里昂的伴。

    我最后的感觉，是王阿花用一块深色的毛巾围住台灯，把光聚成一小团，让光之外的亚洲男女睡得更踏实些。

    “你的父亲，是个老资格共产党员？”

    “是的。”我答得这么痛快，你的揭露完全失去了意义。

    我面前的脑袋埋下来，又去阅读那份表格。我看出他其实早已不在读了，或者早已停止读进任何词句。我一礼拜前填写的这份表格，那上面项目琐细，包括在世的九族不在世的三代。

    “他是一九三八年加入共产党的，是吗？”

    “是的。”

    “动机？”

    “抗日。”还有其它动机，比如马克思主义，我跟你讲这些不是瞎耽误工夫。

    脑袋秃到最狼狈的时候，索性剃光，或大大方方地随它去——别这样一丝一缕，从右边牵拉到左边，像捉襟见肘盖的草屋顶——会气派大些。不然尽管他庞大，仍是个小公务员。

    脑袋慢慢变换角度，最终，那块由稀疏的浅黄头发遮盖的朦胧秃顶退出了画面。取而代之的，是张粉红的、慈眉善目的大脸。我按和理查·福茨约好的时间来到第四号审讯室，这张面积可观的新面孔已等在这里，只告诉我理查临时有急事，和我的交谈便由他来继续。他说他对这个案情不熟，只好和我从头来。我问从什么头来，他说就是把理查·福茨问的再问一遍。他有一种能力不够的样子，反应也跟不上，因而他每问一句话都留给自己相当长的时间去反应。

    “对不起，我不会中文，只能劳你驾讲英文了。你介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