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去过中国的人在美国占绝大多数。但他们非常为中国操心。我就非常担心中国的事，包括你们计划生育的全国大运动。了不得！我完全能够想象你父亲的热忱。”

    “我父亲没有参加计划生育。”

    “当然，当然。”

    当然什么？我父亲当然是天然的计划生育，荷尔蒙减退，尿频起来，我母亲停止了和他做爱。

    “你父亲，作为一个十六岁的年轻知识分子，会怎样醉倒在一个漂亮的主义里。”

    “等一等，我父亲不是知识分子。”

    “怎么会？！”

    “事实就这样。他在十六岁之前一个字也不识。”

    他受了挫折，愣着，两眼一片空白。脑子里是更大的空白。

    “不管怎么说，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来说，你要他挑，他一定挑马克思主义，你说呢？”

    “可能吧。”十六岁的父亲不知道马克思是谁。不过我懒得跟你讲清楚。

    “三四十年代的美国，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同情共产主义。好莱坞的艺术家，不同情共产主义就是缺乏人性，缺乏人的根本良知、缺乏艺术独创性。中国的三十年代，你父亲至少是同情共产主义的。对吧？”

    “嗯。”是共产主义同情我父亲。不过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

    我看一眼手表，还有三十分钟到五点。不知他是不是个按时上下班的人。

    他看见我看表，脸上出现“别为我操心”的温和表情。

    “没关系，我不急着下班。”他说，他倒慷慨，“我还是第一次和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交谈。我曾经学过两个月的中文。我的中文老师三十年前从台湾来。他对中国内地的认识比较书本化。”他也意识到自己的上下文有点乱，言归正传地说：“我肯定你父亲是个浪漫的人。他浪漫吗？”他见我犹豫地点点头，劲头又大起来：“也许中文里浪漫的定义和英文不完全一样——别去管它。关键是，你父亲在十六岁这样蒙昧的年纪，很难把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区别开来。”

    “那您是怎么区别的？”

    “区别什么？”

    “您刚才说，我父亲的问题，是把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弄混了……”

    “你看，我就知道他把它们弄混了。”他的得意在大脸蛋上发着红光。“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正如美国那些跟你父亲同代的知识分子，把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混得一塌糊涂……”

    “等等，我不记得我是否对你说过，我父亲是知识分子……”

    “你听我说，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在美国大多数是知识分子”

    “不过我父亲不是……”

    “能让我把句子结束吗？”

    “对不起……”

    “没关系。”他定了定神，说，“要不你先说？”

    “您先请。”

    “还是你请。”

    “是您在审讯我呀。”

    “不不不，别叫它审讯，就是一般性地了解情况。咱们彼此了解嘛！来来来，你先请。”

    我又一次看看表。这人要是那种披星戴月的工作狂，我又得搭出去一小时工钱。

    “我的父亲十六岁参加了八路军。不久国、共就合作了，把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队伍统一整编，为了抗日救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不是以信仰划分敌、我。因此，我父亲参加共产党的队伍，不是因为他已接受了共产主义教育。我的英文，您还凑合能听懂吧？”

    “不凑合，不凑合。”

    “后来我父亲学了文化。在全中国解放的时候，他已经有高中毕业文化水平。”

    “高中毕业当部长，我料定你父亲一定是个很精彩的人！”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