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

    “那个时候新的政权很缺人才，我父亲又去夜校读大学课程。两年后他调任到另一个省份，大学只好搁下了。”

    “很可惜。不过不管怎么样，你父亲都是个精彩的人。十六岁能做那样大的选择——我儿子十九岁了，连大学主修都选择不了！而且从你身上，我完全可以推断你有个多么精彩的父亲。”

    “谢谢！”

    精彩的是我母亲，一个乡绅小妾的女儿，挎一个小包袱，里面有十块大洋和两身旗袍，赤手空拳进了城，什么本事也不凭，只凭年轻，凭她牢牢记住自己是个女人，而女人最大的成功是攻占一个本事大的男人。我的母亲脑筋清楚，每一项选择都不和小儿小女的两情相悦弄混。她轻蔑那些被你亲我爱的事弄得不可开交的少女们；那些和她同龄的女子是永远不识好歹，不识时务的混虫。母亲在我十四岁情窦初开时这样教导我：什么叫头发长、见识短？她们那些混虫就是头发长、见识短；胸无大志，百无一用。她说：“你将来要那样没抱负，我可白养了你。”于是她一撒，把我放飞了，飞到这举目无亲的陌生国度，包袱里一样是几身衣裳和一点可怜的钱。在机场海关，我回头看身姿依旧的母亲，她眼里一道狠狠的光：丫头，看你的了！

    “我敢说，我读过的有关中国的书比你还多……”

    原来这期间他一直没停嘴。我在走神的时候往往让人误认为特别专注。

    “你看上去像是对中国颇有研究的人。”

    “不是看上去，是事实上。”

    他抿嘴笑笑，自得和自负使他阔大的脸蛋孩子气起来。

    “你知道吗？”他突然放低声音说：“我也是一个严重的浪漫主义者。我在十六岁的时候，一定比你父亲浪漫得还严重。”他认为他交待了一项难以启齿的秘密。这下该我拿同样的秘密去等换。

    我不敢看他，突然的亲近让我难为情。为他难为情：一把岁数了，还要做如此表演。

    “你父亲当初参加共产党的动机，应该很明显。”

    “噢。”

    “你非常了解你的父亲吗？共产党的高级官员对我来说，很神秘。”

    “他八十年代就停止做高级官员了。”

    “那他做什么了呢？”

    我耸耸肩。他花费许多时间和我母亲吵架。剩余的时间他闭目养神，认识到我母亲当年的野心。母亲替他铺好纸，拿来笔，叫他不要空谈而是一笔一画把他的回忆录写下来。他一副绝不再上当的样子，把手拼命往身后藏。他看透了母亲，她让他写回忆录，是实现她最终对于他的野心。母亲每在此时便冷冷一笑。说：“我就知道你写不出来。什么自修大学呀，什么背了两千俄语单词啊，什么文化素养好的领导干部啊——狗屁。”这是母亲最灵验的一手，这句话一出她的口，父亲一定痛不欲生地叫喊：“老子写给你看看！”

    “你真有把握很了解你的父亲？”

    “他是一个很好的父亲。”他除了做父亲，做其它任何事都很像样。他给几家小馆子题的字，也还不丢人。

    “他和你谈到他自己吗？比如他的青年时代，比如他怎样做一个副省长？”

    “他从不谈自己。”我父亲什么都不瞒我。他需要我帮他去招架母亲。因而对我的坦诚是他惟一的出路。他说到他丢弃了一个乡下老婆。那是个一点儿都不打男人主意的老实女人，男人就是去讨饭，她也安安稳稳做他的女人；男人顶戴花翎，她还照样推磨纳鞋底，她手里拿着鞋底，把父亲送到村口，看父亲挎着盒子枪一骗腿儿上了枣红马，才说：“哟，忘嘞，给你收的烟叶子！”父亲的马已经小跑起来，她追着喊：“你等等，我回去给你拿烟叶子……”父亲头也没回。父亲两行老泪慢慢淌下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