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我奇怪当时是怎么把它搁进去的，搁得那么顺手。

    我乘的是一点钟的“红眼睛”班机，是机票最廉的一个航班。到达华盛顿是早晨四点半。机舱甬道口孤零零站着安德烈，他手上拿一枝孤零零的红玫瑰，是从投币售花机买的玫瑰，十元一枝。他还是刚被闹钟击醒的脸，看见从甬道走出的我猛地又清醒几分。我眼睛发红，一看就缺吃缺睡。安德烈判断着，笑嘻嘻问我：“不好玩吧？”我知道他指什么。

    他搂着我的双肩，眼睛机敏，向四周扫一圈。机场空旷得像个荒诞的梦境。

    我做了一路准备，本来想好一个下飞机就对安德烈讲那句话。不知怎么就错过了那股莽撞的勇敢。我知道越拖下去会越难张口，安德烈的优点会再次一一排列到我面前，我会被他的礼貌、教养、率真再次弄得溃不成军。从九月到十一月，我们见了五次面，我一次比一次清楚，安德烈的长处正在对我形成全面的包围。除了和他在“正式罗曼史”中一条道走到黑，我休想另选出路。

    早餐店刚开门，我和安德烈是第一对客人。他为我点了一盘鲜果沙拉，一份烤华夫饼加鲜奶油和枫树糖浆。他对侍应生认真交待：“鲜果里不要有不够熟的橙片，她不爱吃酸东西；咖啡稍微淡一些，她一夜没睡觉。”他稍一迟疑，改正道：“干脆，给她一杯无咖啡因的咖啡。牛奶有加乳酶的吗？……太好了，她不适应一般牛奶。”

    侍应生迅速地瞟我一眼，心想，这男人把这女人惯得够呛，惯得她讲究得不得了。安德烈为自己点了煎蛋火腿，鲜榨果汁。

    “就这些，够了吗？”侍应生问。

    “没办法呀，”安德烈对传应生微笑，耸耸肩说，“美国的早餐里面，绝大部分的花样她都不喜欢。”他笑着转向我：“我没说错吧？”他再转向侍应生：“就算她吃，也只有个小鸟胃口！”他出声地笑起来，侍应生也笑笑。他为我小心翼翼斟了杯咖啡。我突然想起餐巾，忙以优雅的手势展开它，铺在我的腿上。我心里懊恼自己的不争气：餐桌上的教养老被我忘得如此干净。

    餐布是粉红的，那种不必浆熨就一丝不苟的面料。我双手将它拎起，轻轻按了按嘴唇——这样才是和安德烈同坐一张餐桌的女子，才配这枝红玫瑰和一堆饮食上的怪癖。我在飞机上想好的与安德烈分手的话，一句一句退缩。安德烈记着我所有的饮食习惯，我的一切无道理的好恶，都被他当教条来执行。他的两只眼睛是看着他心爱的孩子的。他向外人表示他就这样娇纵这孩子的偏食、任性、无理取闹。他为他自己对这孩子无条件的娇纵而骄傲。

    安德烈合上菜单，眼睛看着我把它递还给侍应生。侍应生咕哝着“马上就好，请稍等”，人已转身走了好几步。

    我忽然说：“等一等！”

    侍应生在四五步之外站住，似乎他原本以为我不会开口却冒出一句他们的语言，他完全没料到。他说：“还要添什么别的吗？”

    我说：“把鲜果沙拉去掉，对不起。”

    安德烈问：“为什么。”

    “我想点得太多了，吃不下。”

    “你真觉得吃不下？”

    我笑着点点头。真实的原因我当然不能说，对于豪华，也容我有个适应过程。在这个季节吃南美运来的鲜果，我得调整一番肠胃。一份水果沙拉要五块钱。我一小时的劳动价值。

    我见安德烈有些怀疑，又有些扫兴，便说：“这个季节我很少吃水果。”

    “对一些水果过敏？”安德烈严肃地看着我。

    “啊，有点儿过敏。”我说。我的目光从他担忧的眼睛下溜过，和食物闹别扭是一种娇贵，我过得起敏吗？只有什么都吃得起的人才过敏。在未来的一天，安德烈和他的妻子（我，或未知的另一个女人）到朋友家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