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他立刻告诉朋友：“请别给她吃这个，她过敏；请别给她碰那个，她过敏……”实在很平常的一个女人，“过敏”使她有了特征。

    “你在笑什么？”安德烈停下优雅的刀叉姿势问我。

    我不知道我在笑。我说：“你同事的女朋友，或者他们的妻子也有对食物过敏的？”

    “当然，”他说，“我有一个女同事，我们背后叫她波拉克公主，①（即美国人对波兰人的俚称，有不敬之意。）她对绝大部分食品都过敏，一块儿出去吃饭，她就点个蔬菜沙拉。她父母阔得要死，为她从小各种过敏付很高的医疗保险。有几次她过敏过得要叫救护车！所以你要对什么过敏，千万别强迫自己吃。”

    我心想：我大概只对价钱昂贵的东西过敏。

    我心里有些愧：安德烈多么把我的一切当回事。我伸过手去，握住他搁在桌面上的手。他的夹克搭在我俩之间的一把椅子上，口袋里插着今天的报纸。他一份报通常读三部分：时事头版，运动版和幽默漫画。他读到精彩的幽默故事，会打长途电话讲给我听。我想我和他已如此知己知彼。他的手反扑了，手指用力握住我的手；我们的手指编织在一起，越编越密。所有的麻烦——便衣福茨给我的麻烦，都很值得。在这一刻，一切都很值。

    “你在想什么？”他问。

    “没在想什么。”我笑一下。

    “那你没在想什么？”他笑起来真明亮，“把你没想的告诉我吧。”

    我笑着避开他。

    “你肯定想告诉我什么事。”他说。

    “没事。”

    “我就喜欢听你的‘没事’，快把你的‘没事’讲给我听。”

    我看着他。他善良的用心我全懂。他不想把我们的见面一开头就弄得沉重。我缩回手，用餐刀削下一层雕塑般精美的奶油，涂在华夫饼上。它的表层有一个个方形的小孔，我尽量让每个小小凹处都填上奶油。烤出一层焦黄的饼一接触奶油便立刻发出折磨人的香气。奶油在迅速溶化，我却仍不慌着下刀。熬得滚热的枫树糖浆从容器里浇出一根棕色透明的线，线的一端坠入华夫饼的方形凹处。棕红和奶白渐渐溶为一体。对一个饥饿的人来说，没有比这奶油和糖浆的颜色更赏心悦目的东西了。我尽量矜持，尽量不露痕迹地咽下一大口一大口的涎水。从昨天中午到现在，我是第一次进食，似乎咀嚼和吞咽这套动作都已生疏，第一口吞咽在我食道划下伤口般清晰的轨迹。过分的饥饿使丰富的早餐不那么美味，有些残酷。丰富而残酷的早餐划开一条界线，一边是我清贫的留学生日子，另一边是未来外交官妻子的丰足。

    安德烈说：“我订了星期日晚上的芭蕾票。劳拉和我们一块儿去。她主动提出陪你去买衣服。”

    “买衣服？”

    “我想你肯定没带着看芭蕾的衣服。”

    “劳拉是谁？”

    “就是我刚才说的‘波拉克公主’。她人不错，志愿陪任何女朋友买衣服，志愿为你设计。”

    我想，两种日子的悬殊就是我食道里这条微痛，创伤如此新鲜。

    他说：“你好像不饿？”

    “还好。”

    “我记得你最爱吃华夫饼！”他说。

    优秀的未婚夫总是必须替他们心爱的女人记住她们的最爱和过敏，安德烈是个没得挑的未婚夫。

    “我不能和你们一块儿看芭蕾。”

    “你不是星期一没课吗？”

    “理查·福茨跟我约了星期一上午十点谈话。”

    “取消它。在他办公室的留言机上留言，让他改个时间跟你谈话。”

    “是审讯，安德烈。”

    “取消它，管它是什么。难道正常生活要给非正常事务让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