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时间比以往要长。后来哮喘止住了爸爸也没有出院，对外仍声称是治疗气管炎。远在千里之外的我接到妈妈的来信，说是这回想根治，所以爸爸住院的时间延长了。妈妈重提往事，说以前在农村没有条件等等，如此这般哄得我信以为真，安下心来在学校里继续念书。妈妈的目的终于达到了，甚至还给我带来了爸爸完全康复的希望。

    我没有给家里回信。像一个愿意表达独立意志的年轻人那样我给家里的信本来就少，况且家里一切正常（爸爸的气管炎也在正常之列）我的回信就更加可有可无了。爸爸本人大约也得到了和我相同的解释，认为延长住院不过是根治多年顽疾的需要。安顿好我们父子，妈妈随后对外宣布了爸爸的真实病情。她需要人们的帮助，更重要的是需要他们保住这个公开的秘密。妈妈在爸爸生命的最后阶段所作的努力主要是保密而非医疗方面的。

    医疗是例行公事，对爸爸而言不过是进入死亡的一系列必要的仪式。服药、转院、放疗化疗不过是仪式的一部分而已。爸爸任人摆布，在医学问题上他从不想了解得更多。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不明真相的只有他和我。凭借这一点我是否能够得到某些安慰？同时在性命攸关的谎言下生活的经历是否使我和爸爸靠得更近了？当然不能，在死亡面前如此美妙的解释只可能是谎言中的谎言。

    妈妈天生的表演才能在此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尽管这是一次多么艰难的表演。爸爸当然也预知了死亡的来临，因为它毕竟离他更近。他彻夜倾听它临近的脚步，持续不断，有如鼓声催促。求生的本能有时也需要响应妈妈编造的谎言。爸爸在自欺欺人中度过了他的最后时刻。在半信半疑中用P 徊犹豫间，似乎所有的人都处在同一境况里。他们在一起交谈、接触，实际上已相去甚远。他们的道路各不一样，隔膜已经诞生。是表演使他们还待在一起，他们表演在一起，实则已经分离。

    爸爸的临终是在舞台上，雪白的病房，雪白的床单，众人簇拥，还有不败的鲜花。

    爸爸微笑着，骨瘦如柴，如此上画。在他的枕下压着一本关于肝癌防治的医书。这方面的知识他从不问人，但早已了如指掌。

    爸爸直到临终都在等我的来信。他不停地问：“小东来信了吗？”他的时辰已到，来日无多，我那封拖延未写的信也许推迟了爸爸的死期。但他最终也没有等到我的信，抱憾而去。那天夜里哥哥突然钻到外公外婆的大床上来，说他害怕。当时哥哥已是二十三岁的青年，外公、外婆不禁感到奇怪。第二天一早噩耗传来，爸爸于当天凌晨三点去世了。我曾为哥哥神秘的感应感到妒忌不解，回想在学校的那段日子里自己竟然没有一点预感。没给家里写信便是一个证明。甚至在接到爸爸病危通知（当时爸爸已经去世）以后，在开往南京的普快列车上我仍在一本本地翻阅连环画。我坐在过道边的旅行袋上，翻阅车上出租的连环画，并不认为爸爸已经死了。

    我的不适应仅出于对旅行的厌恶和坐车的反感，生性如此，况且这是一节多么混乱和肮脏的车厢啊！况且这次旅行猝不及防，在我的计划以外，使我夜不能寐。我无法把对爸爸的担忧从此刻的焦虑中分离出来，对死亡所引起的反应我还一无所知，不能加以识别。

    一早我就到了。走进院子以前他们都还在睡觉。花坛内的花朵开得正艳，我认识其中的鸡冠花，沐浴在阳光里丝纹不动。我敲了门，说我回来了。随后传来了哭声，很多人在哭。我进到房间里面，为房子里竟容纳了这么多的人而感到吃惊。我的两个姑姑都来了，分别率领着她们的全家，还有我大伯家的孩子。女的都住在家里（男的在外面另开了旅社），所以我听见的哭声是来自一群女人的。此刻她们从床上坐起，并未下地。她们坐在床上相拥而泣。两个姑姑和妈妈抱作一团，外婆独自在她的床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