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门关上，好吗？”

    她便起身去关了门，穿过大槐树的几线阳光没有了，布满青苔的石板地没有了，后窗隐隐地传进水声和喧闹声。然后，又有一声汽笛，不知是从哪个方向传来。他们一起想起了白练似的长江。

    金谷巷的女孩儿在家玩了两年，终于没有下放，占了个独生女的便宜，分在果品公司站柜台了。是专卖干果的那个柜台，有红枣儿、蜜枣、龙眼儿、山楂，尽是些馋嘴的甜酸货。女孩儿最爱吃的是龙眼儿，站着站着站烦了，顺手就抓一把，慢慢地剥了壳儿，填进嘴里，嘴中咕嘟，便吐出个锃亮的核儿，落在地上，滴溜地转。大筐大筐地进货，把她的肚子撑满了也见不出少，更何况还有个正常损耗给包着。不知是因为龙眼补血，还是女孩儿到了十八岁的好年纪，她显得日益鲜润，就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花。数她柜台的生意好，人围得多，买卖也兴隆。几个风流小子，有事没事地倚在柜台上，有一句没一句地找话说。她只作不理，对着小圆镜卷刘海儿玩儿，嘴里吃着龙眼儿。生生是叫男人给宠坏了。

    市革委大院的男孩儿们打赌玩儿，谁要与那卖干果的女孩儿搭上三句话，星期日上山打麻雀就不用掏钱，汽水、面包，白吃白喝，枪子儿也白打，打多少也不心疼。商定了，便一窝蜂地上了街，拥了到果品公司的干果柜台。这会儿，女孩儿没照镜子，也没吃龙眼，嘴里却哼着一支歌：“革命熔炉火最红，毛泽东时代出英雄……”只会两句词，以后就没了，光哼调门。大鼓的调门，拐了有九九八十一个弯，每个弯都不错过。首当其冲的是一个穿了一身黄军装的男孩儿，那军服可不是“野”的，正宗得很，洗得已经发白，肩上有几个窟窿眼儿，证明从前这里别过肩章。他走近柜台，说道：

    “同志，称两斤龙眼。”

    “革命熔炉火最红……”她哼着歌抓了两斤龙眼，放上秤盘，称好了，就去拿纸包。

    “龙眼不要了，两斤红枣。”他却说。

    “毛泽东时代出英雄……”她倒去龙眼，装上红枣。

    “多少钱？”他问。

    “啦，啦，啦，啦……”没词的地方她全用“啦”代替，一边在算盘上拨了几个珠，再将那算盘调过头给他看，一块四毛八分。

    他有些沉不住气了，摸出五块钱，朝柜台上一扔：“找钱。”

    “啦，啦，啦，啦……”她将钱找了。从头至尾没有停止歌唱，却始终没有说一句话。

    他急了，将找来的钱一划拉：“少找了。”

    “革命熔炉火最红……”她又倒过去从头唱起，不慌不忙地走过来，一只胳膊弯过来，搁在柜台里边，撑住身子，另一只手点着票子，三张一块的放一边，五张一毛的放一边，最边上是一个两分的钢 儿。他再有意刁难也找不出茬了，愤愤地把钱一摞，抓起来塞进军上装的口袋。没引出她一个字，倒赔了一块四毛八分的本儿，出门便把红枣儿扔了。

    倒下一个，又上去一个。这回是个穿了劳动布工作服的小伙子，如今工作服大有取代黄军装的趋势，大约也标志红卫兵的时代逐渐转向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再没有比分到工厂做个工人更幸运的事了。再说，工作服的样式是茄克式的，如不是工作服，你能穿到茄克式的上衣？他推开店门，冲着女孩儿，用标准得过分的普通话问道：

    “同志，花果山在哪儿？”

    她朝东抬抬下巴。

    “乘几路车呢？”他又问。

    她竖起三个手指。

    “车站在哪边？”

    她朝西抬抬下巴。

    “花果山究竟好玩不好玩？”他随便地问，倚在柜台上。

    她不搭理。

    “我们出差来这里，想逛逛名胜古迹，结果什么也没有，只有个花果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