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又没灯，人影绰绰的。他们却能准确无误地互相认出，却又装作没认出似的，走了过去。事情似乎到了这样一个时候，一切都很明白了，只须有一句话。这一句话，或是他说，或是她说。可是他也不说，她也不说。都在等着对方说，都在逼着对方说。事情就这样僵持着，看来没有一点点解决的希望，除非出现一个天赐的契机。

    有一天傍晚，下班的路上，他俩忽然走到一条直线上，因为看不清，或是有心看不清，他的自行车和她不轻不重地撞上了。刚一撞上，他便开口骂道：“婊子！”骂过了又后悔，何必开口骂人，如若只说一声：“走路的怎么朝骑车的身上撞！”可不又轻俏又有双关的意思，还掩饰了真性情。被他这一骂，她立即回嘴：“你娘婊子，你是婊子养的。”骂过了也后悔，何苦这样急躁，有什么心事似的，应该稳住了，消消停停地说：“你骑车的朝走路的撞什么？”倒可叫他脸红心跳了。可是两人心里憋的火太多太久太炽热。来不及细思量，一气儿发了出来，站在街当中开骂起来。因为没有道理，因为没有来由，因为找不到合适的词儿，两人骂的尽是脏话。平时从不说的，这会儿不知怎么全想了起来，到了嘴边，一连串地骂了出来，把一街的男女老少都惊呆了。见是个十分文明体面的小伙子和一个俊俏可人的姑娘，骂出了那样吓人的话，都糊涂了。一时也没有劝架，只愣愣地看。骂着骂着，冷不防，他抽了她个嘴巴子，脸颊火辣辣的，却有一种快感，她也回了个嘴巴子。旁人这才起哄，上前要拉扯他们。她挣着嚷：“碍你们婊孙养的什么事，快滚！”他挣开手，一把拽住她，对众人说：“两口子的事，你们蹭什么便宜？”她心里猛的一颤，眼泪不知怎么下来了。众人们笑着骂着散了开去，天也黑尽。不知什么时候，他们哆哆嗦嗦地抱成了一团，什么话也没了。月亮这才升起。

    晚上，女孩儿回到金谷巷的家里，对妈说，她要结婚了。妈一怔，然后就哭了，不知哭什么。女孩儿不让妈哭，吵着要扯被面儿，做新衣裳。妈擦了眼泪，打开立柜的门叫她看，原来是一柜子的绫罗绸缎。妈攒了一辈子的，开始是为了自己攒，后来，自己没指望了，就给女孩儿攒。女孩儿抱着妈，高兴得哭了。

    那天，月亮升起的时候，金谷巷的女孩儿要离开金谷巷了。

    事情绝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可是行动起来也绝没有思想准备的那么痛苦。经过长久不息的争取，调动慢慢地有了进展。歌舞团要了他，她则联系了那市里的电影公司。他们想透了，两口子只能有一个干剧团，另一个得留守看家。再说她原先学的京剧，到了歌舞团只能唱歌，唱歌却也唱成了京腔。她将事业的机会给他。为了他，她什么都愿牺牲。任何牺牲，于她都成了莫大的幸福。由于县剧团是集体所有制单位，为转到全民所有制的歌舞团费了更多的周折。慢慢地下了商调令，又慢慢地下了调令，先下了他的，再下了她的。团里开了欢送会，朋友们帮忙捆扎了行李，只剩最后一夜了，两人在地上铺了几张草苫子，权作床铺。他倚在旧报纸捆成的枕头上，想象着即将展开的新生活。由于调动的折磨，已将那新鲜和激情耗损了好些，剩下的净是琐碎的事了：住房、家具的安放，孩子的学校和幼儿园，等等。讨论完了那些，他才说道：“如不是你，我是绝调不成的。”她也说：“如不是你，我也是调不成的。”他们说的都是真话，如没有对方，他们都不会成功的。经过了这一番争取，他们彼此都更依靠了。他们互相抱住，看着已经卸了窗帘，临时用一张旧报纸挡上的小窗。月光照亮了报纸，报纸上的字一行一行的漆黑。他们好像听见院后小杂树林里，风吹树叶儿的“沙沙”声，有一把二胡在唱。他们这才觉出这里是多么难以割舍。

    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他们就要离开这里，离开那片存了许多回忆的小杂树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