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利返回了学校，而包京生始终都没有消息。

    阿利其实已经不是阿利了，因为他身上穿的不再是Lee了，是我们根本不认识的牌子，他看起来好象更加随便，却反而让我们觉得生疏了。他衣服上的洋码就连宋小豆也不懂，有一回她虚了眼，凝视着那些字码，动了动嘴唇，试图要把它们读出来，却一直都没有能成功。她很难得地笑了一下，她说，不是英国货，也不是美国货。阿利，你更阔了啊？

    那时候正是课间休息，阿利很矜持地笑了笑，说，密丝宋，我还是阿利啊，真的，密斯宋。

    阿利是坐着一辆红色小跑车返校的，后来这辆小跑车就天天都来接送他。如果还没有放学，车就停在河边的树荫下，静静地等候着，就像一个非常有耐心的仆从。跑车的车窗总是关着的，黑黑的，仿佛涂了一层墨水，从里边看出来，全世界一定都是阴黢黢的下雨天，就像老外用灰色的眼珠看世界，全世界都是一片灰蒙蒙。从没有人看到过开车人的相貌，有一回我走过车头时，透过挡风玻璃瞟了一眼，只看见一个戴了大墨镜的人坐在方向盘前。我问阿利，什么意思呢，那么黑，黑手党啊？

    阿利耸了耸肩膀，把两手摊开，他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说，阿利，我讨厌你这种动作，还有你这种腔调。

    对不起，阿利的脸红了一团，他说，我不是有意的。

    噢，是啊，阿利从骨子里讲，似乎真没有什么变化，除了衣服的品牌，还有那辆红色的小跑车。他还是那么慷慨，经常请我们去下馆子，喝咖啡。事先他会掏出一个亮晶晶的小手机，小得就像女人的指甲盖，走到一旁，和谁通通话，声音小得就像特工人员在接头。然后，那车就会在我们分手时出现在他的身边，好象一头海豚静悄悄地游过来。朱朱就说，阿利，弄得这么神乎其神的，不等于是在暴露目标吗？

    阿利老气横秋地叹口气，他说，谁都知道防护栏招引小偷，可住楼房的人家，谁不安装防护栏呢？

    朱朱笑了，她说阿利，这种格言你说得出来？

    阿利说，我妈妈说的。

    我从旁边看着阿利，我觉得阿利其实还是阿利。他对我们还是那么友好，他看着我的时候，还是从前那种眼光，怯怯的，柔柔的。但是，他慷慨的方式有了微妙的不同，从前他总是应邀请客，现在他几乎都是主动邀约，而且请谁不请谁，都是他自己说了算，每一次都有一二个人出现变动。我、陶陶、朱朱是不变的，但有好几次都没有叫金贵。他对金贵视而不见，显得故意的冷漠。我提醒过他，如果像从前一样把金贵当朋友，你就要注意金贵的感受。阿利很温和地反问我，我从前是不是太把他当朋友了呢？我何必呢。

    我不懂阿利的意思。

    但是，只要阿利请客，金贵都是去了的。请不请他，他都去。他跟我说，风子，乡巴佬还顾什么面子呢？本来就没面子，是不是？

    我觉得金贵说得很在理。要是换了我，我说不一定也偏去呢。不过，我又不是乡巴佬，天晓得我去不去。也许根本就不屑去吧？他即便真的请了我，我也可能不去啊。陶陶给我讲过一件事情，他小学的时候特别迷恋打乒乓，上课的时候也在悄悄地玩乒乓，他把它顶在指尖上旋转，而且还可以从一根指尖旋转到另一根指尖。老师是一个漂亮的女孩，陶陶说自己打乒乓都是为了她，让她为他骄傲，让她为他脸上放光。可是她并不领情，有一回上课，她走过来把他的乒乓球抓过去，一脚踩得稀巴烂。她说，你显什么洋盘！还把他的红双喜球拍没收了，至今也没有归还他。陶陶说他哭了，哭得从来没有这么委屈过。他对所有安慰他的人说，我今后作了世界冠军，她来给我献花，我也要扭头不看她。陶陶给我讲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当然是正在好着呢，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