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受得要被堵住了，我真不该把有庆偷偷埋掉，让家珍最后一眼都没见着。

    家珍一直扑到天黑，我怕夜露伤着她，硬把她背到身后，家珍让我再背她到村口去看看，到了村口，我的衣领都湿透了，家珍哭着说：

    “有庆不会在这条路上跑来了。”

    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

    那天下午，我一直和这位老人呆在一起，当他和那头牛歇够了，下到地里耕田时，我丝毫没有离开的想法，我像个哨兵一样在那棵树下守着他。

    那时候四周田地里庄稼人的说话声飘来飘去，最为热烈的是不远处的田埂上，两个身强力壮的男人都举着茶水桶在比赛喝水，旁边年轻人又喊又叫，他们的兴奋是他们处在局外人的位置上。福贵这边显得要冷清多了，在他身旁的水田里，两个扎着头巾的女人正在插秧，她们谈论着一个我完全陌生的男人，这个男人似乎是一个体格强壮有力的人，他可能是村里挣钱最多的男人，从她们的话里我知道他常在城里干搬运的活。一个女人直起了腰，用手背捶了捶，我听到她说：

    “他挣的钱一半用在自己女人身上，一半用在别人的女人身上。”

    这时候福贵扶着犁走到她们近旁，他插进去说：

    “做人不能忘记四条，话不要说错，床不要睡错，门槛不要踏错，口袋不要摸错。”

    福贵扶着犁过去后，又扭过去脑袋说：

    “他呀，忘记了第二条，睡错了床。”

    那两个女人嘻嘻一笑，我就看到福贵一脸的得意，他向牛大声吆喝了一下，看到我也在笑，对我说：

    “这都是做人的道理。”

    后来，我们又一起坐在了树荫里，我请他继续讲述自己，他有些感激地看着我，仿佛是我正在为他做些什么，他因为自己的身世受到别人重视，显示出了喜悦之情。

    我原以为有庆一死，家珍也活不长了。有一阵子看上去她真是不行了，躺在床上喘气都是呼呼的，眼睛整天半闭着，也不想吃东西，每次都是我和凤霞把她扶起来，硬往她嘴里灌着粥汤。家珍身上一点肉都没有了，扶着她就跟扶着一捆柴禾似的。

    队长到我家来过两次，他一看家珍的模样直摇头，把我拉到一旁轻声说：

    “怕是不行了。”

    我听了这话心直往下沉，有庆死了还不到半个月，眼看着家珍也要去了。这个家一下子没了两个人，往后的日子过起来可就难了，等于是一口锅砸掉了一半，锅不是锅，家不成家。

    队长说是上公社卫生院请个医生来看看，队长说话还真算数，他去公社开会回来时，还真带了个医生回来。那个医生很瘦小，戴着一副眼镜，问我家珍得了什么病，我说：

    “是软骨病。”

    医生点点头，在床边坐下来，给家珍切脉，我看着医生边切脉边和家珍说话，家珍听到有人和她说话，只是眼睛睁了睁，也不回答。医生不知怎么搞的没找到家珍的脉搏，他像是吓了一跳，伸手去翻翻家珍的眼皮，然后一只手捧住家珍的手腕，另一只手切住家珍的脉搏，脑袋像是要去听似的歪了下去。过了一会，医生站起来对我说：

    “脉搏弱的都快摸不到了。”

    医生说：“你准备着办后事吧。”

    做医生的只要一句话，就能要我的命。我当时差点没栽到地上，我跟着医生走到屋外，问他：

    “我女人还能活多久？”

    医生说：“出不了一个月。得了那种病，只要全身一瘫也就快了。”

    那天晚上家珍和凤霞睡着以后，我一个人在屋外坐到天快亮的时候了，先是呜呜地哭，哭了一阵我就开始想从前的事，想着想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