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2月的一个早晨，我下楼买水，天知道我怎么会飘向一辆缓缓开来的小汽车。

    我的头部和右眼受伤，护士小姐剃光了我的一头长发，眼部手术的整个过程所有的麻醉药对我失效。

    父亲来到了这个城市。他说感谢这场车祸，让他知道我仍在吸毒。

    我将再次被我父亲送去上海戒毒所。

    回上海之前，三毛送来一大堆各种各样的帽子，他说这是命运，我感觉你就要好起来了，你看你戴帽子真好看！

    带着满满的七大包行李，我和父亲来到了机场，我把毒品匿藏在内衣里，因为我随时会犯病。父亲并不了解这些。

    在过机场检查的时候，我慌张地看着父亲，我想：他是好人，我是坏人。

    飞机起飞的那一刻，我他妈哭了，我发誓再也不回这个城市了。这以后我知道这个城市变得越来越清洁，越来越美，但我再也没有回去过，这个南方的小城带着所有的最好和最坏一起成为我永远的噩梦。

    我的护理员来问我晚上要吃什么，她说你有一些芝麻汤元和康师傅方便面。接着她说你要洗脸吗？需不需要给你弄点热水来？我睁开眼看着床边的这个人，她是一个40多岁的女人，很大的颧骨，颧骨突出，面色黑红，穿着紫红色的棉衣棉裤，看上去是一个劳动妇女，我说为什么你是我的护理员？为什么除了我这里所有的人都穿着一样的衣服？她说因为我是一个病人。我说你也是来戒毒的吗？她的嘴慢慢地咧了开来，她说你不知道在这里的病人是什么病吗？我说什么病？这里是戒毒所，不是吗？她的身体左右晃动起来，她亲切地告诉我我们都是犯了错误的精神病人。我说什么？精神病人？你犯了什么错误？她的眼睛看着我的眼睛，她说我杀了我老公的爸爸。我说杀人？你为什么杀他？她说因为他总是骂我，所以我就在他吃的饱饭里放了些农药。

    我是一个药物依赖患者，我是所有母亲的噩梦。我曾致力于酒精和音乐，后来献身于海洛因和巧克力，后来我认为我是天生的化学人，我一直觉得在这方面我是个孤独的疯子。今天下午我被父亲送到这里来，我现在反应特别迟钝，因为我已经开始用药，我想我的神智也不是很清楚，但我还是被眼前的事情搞怕了，我想共产党（我父亲）真厉害，把戒毒病人和杀了人的精神病人放在一起共同治病，这样戒了毒出去的人不会想再吸毒。比起她们，我想我应该为自己的行为羞愧，因为我已经开始感到羞愧了。海洛因把我弄成了白痴，下午进来的时候我还在想为什么这个房间只有我一个人，为什么上海的吸毒者都是这么老的呢？

    在最难熬的72小时里，由于我那要命的哮喘病，医生没有给我用“昏迷法”。我的看护每天帮我上厕所、洗脸、刷牙，她还为我打扫房间，有一次在她扶我去厕所的时候，一个病人对我说你看你现在的样子，出去了再也不要吸毒了知道吗？

    这是个非常大的房间，大房间里还有一个大房间，是精神病人和强制戒毒病人的睡房，看上去像有无数张床，每张床上摆放着雪白的被子。这些被子看上去像一本本杂志，我甚至想到了北京的那种白皮书。还有一个房间是厕所和洗手地，那里永远是黑的，只有一缕月光，白天的光线也像月光，冷得像冰柜。在最小的房间里，放着上下铺四个床位，是自愿戒毒病人的病房。

    病人们在阳光下做着纸牌，或者拆纱，她们聊着天，有时和医生一起聊天，她们的声音像小鸟一样，我在我的病房里看她们，一切看起来都很安静。午饭后她们会唱歌，集体大合唱，这是她们必做的功课。她们除了唱《在北京的金山上》这样的老歌外，还会唱一些很时髦的歌，L田o《滞洒走一回》、《谢谢你的爱》，这些歌都是那些不断进去的戒毒病人抄在小黑板上教会她们的。唱完歌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