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大地上所有的泥土将它埋掩，

    这是惟一合乎逻辑的解释。我赤身裸体，被五花大绑。皮肉之苦令人不堪忍受。我的四肢正被某种利刃肢解，身体的每一洞孔都被戳穿。我的喉咙被什么东西卡住，透不过气来。尖器插进了我的阴茎和直肠，浑身有一种四分五裂的感觉。我大汗淋漓。随后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在我职业生涯中所有被我送进监狱的杀人犯、强奸犯和猥亵儿童犯正在将我折磨至死。如今我成了受害者，可我却无力反抗。

    我了解这些家伙的作案手法，我已见识过多次。他们都有一种对捕获物随意支配的需求。他们都希望有权决定受害者的生死，或者应该如何去死。只要我的身体尚能承受，他们就不会让我轻易死去；当我昏厥过去或奄奄一息时，他们就会让我苏醒过来。总之他们是尽其所能地折磨我。其中有的人可以如此施虐连续数日。

    他们想向我显示他们拥有完全的控制权，我的生死全凭他们的发落。我越是喊叫，越是哀求他们手下留情，就越是助长他们的气焰，激发他们邪恶的幻想。求饶、退缩或是哭爹喊娘只会使他们变本加厉。

    这就是我六年来追捕十恶不赦之徒所得到的回报。

    我的心跳在加速，浑身精疲力竭。当他们把尖棍插进我的阴茎深处时，我感到一阵刺骨的戳痛。我整个身体痛苦得痉挛起来。

    求求你，上帝，我若还活着，就让我快点死掉吧。我若已死去，就让我快快摆脱这地狱的折磨吧。

    接着，我看到一道强烈明亮的白光，就像听人说过的人在垂死之际会看到的那种白光。我期望见到基督、天使或是魔鬼——我也曾听说过这些事情。不过我看到的只有那道白光。

    然而，我确实听到了一个声音，一个令人宽慰、让人放心的声音，这是我听到过的最能使人平静下来的声音。

    “约翰，别担心。我们会尽力救你的。”

    这是我所记得的最后一件事。

    “约翰，你听见我说话吗？别担心。不要紧张。你已住进医院。你病得很重，我们会尽力让你好转的。”这就是护士对我说的话。她不知道我能否听见她的话，不过仍然以安慰的口气再三重复着。

    那时我还不知道自己已被送进西雅图瑞典医院的监护病房，连日昏迷不醒，靠生命维持系统支撑着。我的双手双腿被带子捆住，身上插着静脉输液管和其他各种导管。没有人认为我能躲过鬼门关。当时是1983年12月初，我38岁。

    故事要从三个星期之前说起，地点在美国的另一侧。我当时在纽约，正面对纽约警察局、交通警察局以及长岛拿骚县和萨福克县警察部门的共约三百五十名警员进行有关罪犯个性侧写的演讲。这类演讲我做过不下几百回，几乎可以说能够倒背如流。

    忽然之问，我开始心不在焉。我知道自己还在演讲，但身体突然直冒冷汗。我自言自语：我究竟如何去处理所有那些案件呢？当时我正要结束对亚特兰大的韦恩·威廉斯残杀儿童案以及布法罗的“0.22口径”枪杀案的咨询工作。此前我被请去参与了旧金山的“林径杀手”案的调查工作。我还对英国苏格兰场的约克郡碎尸案侦破工作提供了咨询意见。我为罗伯特·汉森一案穿梭往返于阿拉斯加，该犯是安克雷奇的一个面包师，专挑妓女下黑手，将她们带到荒野地带，玩猎人追杀猎物的游戏。我接手了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的针对犹太教堂的系列纵火案。再过两周，我还得飞往西雅图为格林河专案小组提供咨询，该小组正在侦破美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系列谋杀案，凶手作案对象主要是西雅图塔科玛一带的妓女和过往客人。

    在过去的六年中，我一直在研究一种新型的犯罪分析方法。我是行为科学科惟一的专职办案人员，科里其他人员均是讲课教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