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朗达来说，从阳光明媚、天堂一般的加利福尼亚迁到闷热潮湿、令人困乏的弗吉尼亚是一个重大的牺牲。她每每问及他的办公室同事时，格雷格总是支支吾吾，竭力想转移这一话题。

    终于，在他到我们科大约六个月以后，格雷格带着朗达参加了科里举办的圣诞晚会。我因外出办案，当时不在场，但是天性活泼的贾娜倒是出席了。在晚会这类场合，她自然选择穿一套精致素雅、剪裁合身的低领口红色晚礼服。

    我回来以后，科里的二把手、接替我出任侧写项目经理的吉姆·赖特告诉我，朗达与格雷格在晚会之后大动干戈。他整天与一位楚楚动人、性格强硬的漂亮女特工呆在那么狭小的空间里，而她在舞场上还同在靶场上一样游刃有余，对此朗达极为不开心。

    于是我让秘书把正在开会的格雷格叫出来，就说我想立即见他。他神色忧郁地来到我的办公室。他刚调来半年，而这里是他梦寐以求的地方，所以他真心实意想把工作做好。

    我抬起头望着他，说：“格雷格，把门关上。请坐吧。”他坐了下来，被我的口气弄得更加心神不定。“我刚刚跟朗达通完电话，”我接着说，“我知道你碰上了一些麻烦。”

    “你刚刚跟朗达通完电话吗？”他甚至不敢看我一眼，两眼直愣愣地盯住办公桌上那台有呼叫指示功能的电话机。

    “听着，格雷格，”我以咨询者那种最令人安慰的口气说，“我是想给你打打掩护，但如果你和贾娜一道上街，我就无计可施了。这种事你必须自个儿应付。朗达显然了解你和贾娜之间的事情……”

    “我和贾娜之间根本就没有什么事情！”他气急败坏地说。

    “我清楚干这种工作会遇到不少压力。可是，你有一位很了不起的娇妻以及几个可爱的孩子。可不要前功尽弃呀。”

    “约翰，情况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也不是她以为的那样。你一定要相信我。”这期间，他的两眼一直盯住那台电话机，没准他在琢磨，假如集中意念，他就能引燃电话机，把办公桌烧着。他出了一身冷汗。我看见他的颈动脉跳个不停。眼看他就要不行了。

    在此关头，我见好就收场了。“看看你吧，你这个可怜虫！”我得意地大笑起来。“看你还敢自称是审讯人员？”当时他正在为《犯罪分类手册》撰写有关审讯的章节。“你做过什么亏心事吗？”

    “没有，约翰。我可以发誓！”

    “你瞧瞧！你就这样听任我的摆布！你完全是清白无辜的。你曾经干过警察局长。你是经验丰富的审讯人员。然而我却能够把你当成傻瓜一样玩弄。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就在那一刻，他如释重负，汗珠从他那秃顶的头上流了下来。他没有什么要说的了，不过他明白了我这番谈话的中心意思。我可以这样任意摆布他，我也曾经被别人以同样成功的方式整治过，而且当那种局面再度出现时，我照样会成功地被人整治。

    我们都是有弱点的，不管你多么博学，阅历多么深广，多少次成功地审讯过嫌疑人；也不管你是否掌握了技巧。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被制服——只要你能设法找出我们有哪些弱点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会暴露弱点。

    我是在早年为一个案子进行侧写时悟出这个道理的，从此便多次在办案时加以运用，而不仅是对我的科员进行言传身教时才运用。那是我头一回布置审讯场景。

    1979年12月间，佐治亚州罗马市常设办事处的特工罗伯特·利里打来电话，讲述了一起极其恐怖的案件，请求我给予优先处理。一个星期前，一位住在离罗马市只有半小时车程的阿代尔斯维尔的漂亮爽直的12岁小姑娘，玛丽·弗朗西斯·斯托纳，在她家车道口处下了学校班车以后就失踪了，她家离公路大约有100码远。

    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