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孙菀去向老夏请年假，老夏被她坚决的表情噎住，不悦地打起官腔说：“虽说社里也规定给新人年假，但在社里这么忙的时候请假，会不会显得特立独行了点。”

    孙菀在他对面埋头默坐了一会儿，“既然这样，请您同意我辞职。我去打辞职报告。”

    老夏一下子从老板椅里弹坐起来，“小孙，你在开玩笑吧？这可是无数人打破头都抢不到的铁饭碗。”

    孙菀语气淡淡地说：“我必须离开北京，要么您放我假，要么同意我辞职。”

    老夏不想轻易损兵折将，将孙菀仔细一打量，猜到了几分，“为感情的事儿闹情绪吧？做老师的劝你一句：生活是蛋糕，爱情只是点缀蛋糕的那颗红樱桃。别丢了颗破樱桃就连蛋糕也不想要了，会饿死的。”

    孙菀低头，不作回应。老夏见她态度坚决，思量了一下说：“这样吧，这两天上海刚好有个电影节要开幕，主办方给我发了邀请，你替我去吧。话可说到前头，这种活儿时间可以往长里拖，经费却有限，任务量还不小，要是主办方再一小气，你连机票钱都得搭进去。”

    这些已经不在孙菀考虑之列，她感激地看了老夏一眼，“好，我知道了。”

    孙菀订了最快飞去上海的机票。

    她不想和卓临城正面对话，所以选择在登机前几分钟才告诉他要出差的事。

    她一边打电话，一边在人头攒动的大厅里徘徊，巧妙地让他感觉到自己的冷淡仅仅是因为行色匆匆。这个时候，她需要冷静，在彻底恢复理性前，不想毫无证据地向卓临城兴师问罪，更加不想让他发现自己的异样，以免他跟了来，轻而易举地再度征服她。

    到了上海，她并未去主办方安排的宾馆下榻，而是住进一家环境雅致的青旅。住进去的第一天，她用整整八小时躺在床上昏天暗地地喝酒、听音乐，面无表情地流泪。理性在自我放纵中死去，留下的是一个受伤害者的本能。

    然而到了这个地步，卓临城电话打来时，她还是能瞬间伪装出疲惫一天，谈兴不佳的样子。这种时候，她便会阴暗地想，原来真正的影后不在银幕上，而是在绝望的生活里。

    第二天中午，孙菀下楼，去附近的面包房要了一个汉堡，一杯热牛奶。吃着吃着，她感觉到痛苦已经淡去，萦绕在心里的绝望变成了淡淡的忧郁。出了面包房，她独自在上海街头散步，深深呼吸这座城市纸醉金迷的空气。走到外滩时，冬日的天竟有些黑了。她站在飘着雪的黄浦江畔，本已淡去的绝望忽然又涌上心头——她不明白自己怎么会一下子变得独来独往。

    泫然欲泣的时候，卓临城似有感应地打来电话。她打起精神同他说外滩风光，让他听烟花炸裂的声音，唯独没告诉他，上海下雪了，而她很冷。

    第三天，孙菀试着去电影节现场工作。她拿不到大牌导演的采访，也无心和其他记者抢明星专访，便在后台顺便抓了一个无人问津的年轻艺人，用两个小时给他做了一个专访。他们都是失意者，拿彼此当救命稻草。孙菀问他怎么看待“信任破产后的重建”，他就说很多艺人的风光是用无数张信用破产的信用卡维系起来的；孙菀问他怎么看待“忠诚之于婚姻的意义”，他就说世上无所谓忠诚，忠诚只是因为受到的诱惑不够。

    访问做完，孙菀回青旅，用一晚上为这个艺人写了篇人物报道。发回去给老夏时，老夏暧昧地问：“这小子给了你多大的红包。”

    第四天、第五天……汹涌的情绪在时间的流逝里趋于平静，她疯狂地工作，豁出去似的追着向明星、名导要访谈，以一天三条稿子的速度，给报社传递电影节的消息。

    十天后，电影节落幕，主办方设宴款待庆祝。中国式的宴会，从头到尾只有敬酒这样一个节目，孙菀虚虚实实跟来敬酒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