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加进来，令我的排名跌到三万，下面还有一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人，那才好玩。为甚么做电视艺人？我想原因是我见到董启章先生、骆以军先生（知名台湾作家），或者台湾和香港许多中生代的作家的经历。我不知道他们自己是否这样认为，但我觉得他们面临一个困局，可能是环境给他的，或者是自己给自己，就是胶着状态，很辛苦。而他们能够做的，要不是放弃，要不就是继续陷在困局中；我看不见任何人能够突破。所以当我看见这困局，我很担心如果我不尝试走另一条路，即使我能够写得像他们一样好，达到他们的境界，顶多是将自己的头塞进胶袋里，接着我还可以做甚么？我在教写作班的时候，好像向学生展示了一个可能性或者一个梦想；但原来这条路到最后是一个胶袋，一个死胡同，那我是否还有信心向学生讲这一套道理？我有很大疑惑。与此同时，当我做舞台剧，或跟少爷占做节目，才发觉媒体的影响力真的很大，甚么人说话比说话内容更重要，所以那一刻开始我觉得，当我成为Icon时，我做任何事或许都比现在方便，即佛家所谓的自渡和而渡人，那是否可以更好？

    梁：你的意思是如果专心一致写文学，即使有一天写得很好，也有可能像骆以军那样，比董启章更惨。反过来说，你现在所做的，有朝一日或许可以倒过来推动文学？

    王：对！

    【极端的两面】

    梁：但你是一个作家，我们看的就是你的作品，除非请枪代笔，否则一个作家写的一定就是他自己想写的东西。但香港普遍把艺人型的主持人视为单纯的presenter，站出来就是卖身段、样貌和表演，大家都不会以为他说的话就是他自己构思甚至相信的；观众也不期望主持人要多有内涵，你无非就个是卖形象的家伙。你如何理解这个状态？

    王：的确有两个很不同的王贻兴，一个是内在的，他不会以外貌示人，纯以文字会友；一个很外在，算是一个后生、靓靓仔仔、健健康康的男仔。当然最理想的情况是像你或陶杰先生一样，站出来就可以说自己想说的，完全不用别人的稿子，你不喜欢就别找我做节目。我想我还未到那个阶段，或者未有能力做到，所以我现在叫做慢慢起步，慢慢调整。何时这两个王贻兴才可以重迭在一起呢？我觉得需要时间。无论是电视台的信任或是观众对你的期望，都需要时间去改变、印证。

    梁：但你等得到这一天吗？因为香港的电视工业已经成了一个庞大而严密的生产线；当你加入，以艺人的身份成为其中一份子，他们未必会有这样的位置给你。到了最后，你以为自己能靠电视推广文学吗？

    王：如果你大半年前问我，我未必可以回答。但现在我可能有多一些信心。我想自己还算幸运，主持《最紧要正字》都跟自己本行有关。之后的《一网打尽》虽然关系没那么大，但也属于知识性节目。至于上回才采访过你的那个《香港笔迹》，我觉得是他们给我的一个难得好机会，竟然能有一个谈文学的节目。

    梁：这节目的构思是你提出的吗？

    王：这是无线几年前就有的构思，原来想找沾叔（黄沾）主持，后来他病了，才一直搁置下来。直到我出现，可能他们知道我会写字，形象又合适，可能用年轻人的包装方法效果都不错，于是叫我去做。所以前景似乎不算灰暗，但是否有很大作为呢？那也未必。还是那一句，做到多少就算多少。那就像是零跟零点一的比较。

    梁：但做了艺员，你或许要做很多你不想做的事，例如易装跳舞之类的。

    王：一定会。还好从小到大我都是一个颇为精神分裂的人，我喜欢艺术电影，而《五福星》和王晶我又觉得很过瘾。我喜欢有深度的清谈节目，但台湾罗志祥那种无聊节目，我又觉得很好笑。可能我从小至大已经习惯，例如我要自己赚钱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