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费，读预科和大学的时候，也一直补习、做promoter，卖珍珠奶茶，或者做很多其他无关痛痒的事，然后才回家写作。我习惯过一些截然不同的生活，所以我觉得没甚么不可以的。如果工作跟写作有关当然很理想，但若不能那也没办法，反正我还是得靠工作来维持我自己最想做的事情。

    梁：你的师傅董启章有甚么反应？

    王：他没说甚么，只笑着说挺好看，挺有趣。

    梁：如果你只是个作家，你可以很内向。但做电视却需要你走出街，要大众认得你，走在街上有人跟你打招呼，你要记得微笑，甚至签名拍照。这会否很辛苦？

    王：那要看是甚么时候了，如果在工作中，那就要表现得很友善；但当我自己一个人，反而头垂得比以前更低。我从来不带CAP帽，但当我入行后也被迫着要带了，感觉上会安全一些。最不习惯的是跟家人朋友吃饭，要很留心附近有没有狗仔队，连跟朋友独处也会有罪疚感。

    梁：你已经是个艺人了，做这行的事业计划及逻辑，跟写作的分别是很大的，它或许还会改变你的性格。比如说你会不会开始觉得被看是一件好事，或者害怕有一天会跌下来？

    王：会。我想我的性格亦经常有不安全感，即使写作时也有很多忧虑。这亦是我向前的原动力。我认识的很多作家或艺人可能会觉得没所谓，但我跟他们的分别是二十四小时不够用，我每天都要做很多事才能填补那份不安全感。

    【身份影响写作】

    梁：你会把做艺人的经历写出来吧？

    王（大笑）：哈哈！Mani姐手记吗？其实是会的，但不是现在。我不可能爆料，反而想写事后重看整个工业的感受，例如台湾的吴念真写自己帮侯孝贤拍电影的笔记便很好看。不过可以肯定，做了这一行，人不同了，看到的世界立体许多。

    梁：你现在写些甚么？

    王：全是散文，没甚么特别的写作计划，因为应付专栏和其他的已经很花时间，没可能再有精神做小说创作。我计划出一本书信集，是写给不同的人、不用他们回复的信，但写到一半已没法继续下去。以前会觉得自己人微言轻，写给甚么人，怎么写都没所谓；但现在发现我写的东西，可能会有很多人用不同的目光和标准去审视，于是有一些事已经不知道怎么去写或根本应不应该写。

    梁：看！你现在的工作和身份影响你的写作了吧？

    王：对呀，但如果你说话的位置真正有效，读者看了便可能会特别入脑。还是要看你如何利用这个身份。

    梁：你怕不怕假如你越来越红，越来越忙，你可能更加没时间写，可能你这一生都不能再写小说，回不了头？

    王：即使我有很多时间，一年写十篇很厉害的小说，都没有人买，也没人知，那是没意思的。如果我的小说只为个人进境和修为而写，我觉得我四十岁写都没有问题。问题是我写的对社会有没有影响力和价值，这个才是我追求或疑惑的问题。我师傅董启章写自然史三部曲，问的也就是这个问题。所谓对自身很有意义的文学创作，对那些很切身处地生活的人，究竟有没有甚么意义？在这样的社会作家还可以做甚么？他在问这样的问题。我和他都在想同样的问题，分别是他仍然在写小说，我则入了这一行，入世一点。

    梁：你觉得畅销重要吗？刚才听你说，你似乎觉得书要畅销才行。

    王：如果你写的并不是畅销的东西而它畅销，那就重要。如果你写的文学畅销，那就有意思了。

    梁：当年得了中文文学双年奖后，销量有没有增加？

    王：你可以问问跟我一起得奖的王良和教授，他也没分别，我们还得一起分享那三万元奖金呢。

    梁：这对你后来所作的决定是否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