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放在一份报纸里，计算每一天的订单量，再把同一个广告放在另一份报纸，看看它带来的订单数；然后我再比较每一份报纸所收的广告费，跟我能得到的订单数。时间也很重要，一个广告在星期一刊登，订单可能有三千，星期四有四千，星期五有五千。我要这么做才能选出最好的时间，找到最合适的报纸。当时出版社的规模很小，因此每一笔钱都要用得很小心。后来连其他出版社的人也跑来跟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是怎么做的？」我会告诉他们，因为我的经验也是其他出版社给我的，我花了大家的钱。我早期在远流的时候，其他同行陆陆续续希望我帮他们做这种事，因为大家的钱都不够用。后来我开始发现做出版要注意的不只是marketing，不只是卖书，也不是怎样管理一家公司的问题，而是怎样处理创意跟社会对抗的问题。出书的人并不全都跟社会配合，否则他为甚么要出书？出版一定隐藏着要改造社会，和改变甚至对抗世界的理念。你怎么在资本主义的体系里找到这种距离呢？靠原始的个人力量吗？或许你今天有力量，明天就没有了。我想这里面或许有一个客观的东西，我希望能学到这个原理。一个企业在社会上若要有所作为，他应该要向资本市场学习，一个小型出版社也可能要向上市公司学习。这份理解你也没别的办法得到，你只能去做。

    梁：后来你做电影也是基于类似的想法吗？

    詹：其实我对这个工作一点兴趣都没有，每次到了拍摄现场，我都觉得很痛苦，因为大家都在等，我一直都不明白，为甚么拍电影不能用更有效的工作方法呢？我真的很不耐烦，所以我没有办法参加任何电影现场的工作。我只能向大家说你们收工后到我家里来吧，所以那时候都是他们半夜到我家里来开会。我之所以尝试做电影，完全是因为我很喜欢侯孝贤的新电影。一个朋友那么厉害，但却没有资金拍片，我觉得这是不可忍受的，于是我跑来做一个电影的策画人。当时我跟电影界的老板们坐下来，他们总是说你要劝劝侯孝贤，节奏要快一点，动作要快一点，不要那么慢，也不要用那些演员，为甚么不用刘德华、叶子媚？我知道他们是好意，但是在我听来每一句话都是消灭侯孝贤的方法，而不是帮助他。我觉得侯孝贤的发展已经不可以用这样的电影环境来支持他，不可能，你一定要有一个前进的想法。于是我就把它想象成书，如果它是书，我会怎么做。有的书畅销，出版之后每一个人都会买；而冷门的书，我则不能发行到处处都有，我只能发十个、二十个书店。如果侯孝贤的电影用一般院线那么昂贵的一种发行方法，做了二十个拷贝，光是到处宣传就已经花了八百万，而你的票房根本没有八百万的收入，这就已经说明你根本不能赚到钱。然后我就想到电影能不能不在院线发行，就像卖书一样用邮寄的方式呢？我甚至还想过要不要发行侯孝贤公债，因为很多人希望他有戏拍，拍完后大家拿到广场上放，观众都不要付钱。我很想试试我的想法是不是可行，于是将他的电影卖给从来没有发行过电影的公司，后来证明了是可行的。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电影，但就这样从 1989年后，四年内我做了九部电影的制作，大部份是侯孝贤的，杨德昌的有两部。再强调一次，我不喜欢这种工作。电影要发行了，我要跟片商坐下来谈发行计划，那时候家里没人，我还得把小孩带去开会。很多电影人是流氓，所以我的语言马上就变了，我的小孩就瞪着眼睛看着我，因为他没有看过爸爸这样子说话，他不知道我是个演员，我可以变。我的工作时间也不对，我是个早上四点起来的人，晚上很早就睡觉。我还做过两次唱片公司总经理，在滚石做了一年多，后来又去了另一家公司，做过伍伯、林强这些人的作品，那是1991及1992年的事。我只知道我的 life style跟他们格格不入，我早上八点钟就回办公室，到下午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