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从化学或数学那边借过来。这应该是当年那些中文师爷想出来的社会很快接受了并跟着来用。有些还很深奥，例如在八十年代推行区议会时顺便推出了「咨询」，为什么不用「参与」？为何要用「咨询」这么深的字？

    梁:有趣的是，这一套语言是由基层、低层的官员写出来，但他们又无意识地配合及表达了这个殖民地的统治方法及意识形态，是不这样？

    陈:就像一座僭建，这里建一些，那里建一些，慢慢形成一个体系，然后这个体系便会生长，类似Frederick Jameson所说的「政治无意识」。大家都知道应怎样做，但却没有一个整体的计划。这就是恐怖的地方了，若果一开始便有一套很官方的宣政语言计划还好，传媒与民众尚能有一些警觉性。

    梁:你说回归之后变得更坏，究竟是什么意思？

    陈:以前虽然也剥夺了一些公民身分，但当时香港真的不可以赋予公民身分，因殖民地独立不了，香港不可以成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所以那一套是描述式的公共行政语言，这是可以接受的。但回归后，这一套东西继续使用，即使香港人已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基本法也赋予我们很多的权利(注意这个词)，实际上可以叫我们作公民，但他们还是沿用市民，而「权利」还是叫「权益」。这些就是用得太久，政治惯性的东西便随他吧，很难寄望一个政府很积极地改动这些东西。

    梁:但特区还有一些新造的东西吗?

    陈:新造的东西如「问责性」,由彭定康很硬性地引入这个字。起初叫做「问责性」，后来就叫作「问责」，那个「问责」是真的向市民问责，政府做完事要向市民交代解释。回归之后也会有「问责」，但慢慢变成了「问责高官」，是董建华时代的东西，叫做政治委任制后来变成副局长、政治助理那些，叫做政治委任。但当市民或政党一骂他们，问这些是否「问责制」，他们又只好回到董建华的问责制，但其实他们已经不是问责的了，副局长与政治助理都不会走出来解释、请辞等，这些都是由秘书长所做。也就是说殖民地继承下来的那套，合用便用，不合用便将它扭曲。另外就是一些对外的新闻公布，殖民地打左派、打leftists都是叫「发射」催泪弹，不叫「施放」，但现在对付保育人士，他们不会称之为使用武力，而是称之为「施放」。

    梁:既然一样是使用武力，一样是「发射」，但是改一个比较动听的名字。

    陈:改一个较动听的名字，好像合法性，也好像将对方变成了死物，是一些等待处理的东西。另外就是「销毁家禽」，在大陆，电视台与报章都称之为「扑杀」在这点，我很佩服共产党的传媒，因为这是个真实的说法。我们可以说「销毁色情光盘」、「销毁翻版」；但家禽，我们不能用「销毁」这个词。

    梁:就好像死刑，我们总没理由说成「销毁犯人」吧。

    陈:慢慢就会变成「销毁犯人」了！「销毁」、「施放」，这些都是纳粹党的语言，稍为有政治常识，对二次大战有点警惕力的，都会明白。可是在香港，犹太人的力量并不是很强。其实一看见这些字眼已教人心寒。

    梁:但是，为何大家会容许这套语言在政府、传媒、日常生活中被广泛使用？是否从殖民开始到现在都是这样？

    陈:殖民地时代还算存在着一点抗争，起码工会与劳工处便存在着两套语言，像「工伤」与「工业意外」。但是一般而言大家都缺批判精神，普通人对中文太不认真。大家只对英文认真，一来由于是外国人使用，二来大家知道有一个权威在牛津字典、在文化和英女皇的嘴里。可是中文，却好像没有权威似的，没有翰林院，也没有国家语言委员会。因此，中文就是处于一个放荡的、不被信任的状态。此外殖民地时代的官式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