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器来达到你个人的目的等等。他们把黑白颠倒，把尖锐的评论和报道看成是你想出风头。

    梁︰这也是一个常见的说法。一个人的评论要是特别尖锐，一个人的报道要是特别敏感，他们不会认为他是为了公理和社会而冒险，反而会说那是他自己想出风头，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整份报章。

    长︰我们在《南方都市报》也承受着这样的压力。对报社来说，独立的报道和评论能赢得声誉，同时通过这个声誉引来广告。但也总有人不断证明你赢得的是负面的声誉。以前就有个广告公司对我们说：「你们好像专跟政府唱反调，不敢给你做广告哪。」某些来自报社内部的一些攻击也是这个路子。

    梁：你后来就离开四川，去了《南方周末》。

    长︰我刚去的时候想做记者，但是他们让我做编辑，做了三个月的编辑就遇上中央点名批评了鄢烈山、沈灏、曹西弘三人的事情。当时沈灏是新闻部主任，上头决定让他引退，所以就让我接新闻部副主任，一年多后再出任新闻部主任，然后很快就发生了「张君案」。张君是黑社会头目，干了很多很典型的坏事 ─抢银行，杀人，此外还有情妇等艳情故事。对媒体来说，那是集合了几种元素的好题材。而且当时警方破了案，上面都说是一个很正面很值得谈的事情。于是传媒纷纷采访张君的心路历程，谈他的爱情，谈他的一切，基本上是场媒体的狂欢。当时我很轻松的就找到了一个角度，就是去做他的成长背景。这样的做法在今天国内的媒体来说已经很普遍，但2000年的时候还算新鲜。我们发现他曾经是一位很想有出息的农村青年，只是没有出路。我们因此报道了农村青年没有出路的问题、农村政策的问题。而且我们又发现他每次进派出所一次，出来就更坏一次；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每进去一次，出来就更加仇恨社会。这个报道出来以后，湖南省委非常生气，他们给中宣部写了一封信。结果就是要求我们这边整顿，钱钢离开了，我离开了，再过几个月江艺平老师也离开了。

    梁：因为你们这样报道，就等于说农村少年的出路出了问题，也就是批评政府政策出了问题。

    长︰对。他们生气的主要理由有两个。第一，我们无视他们这么多年来对农村政策作所出的成绩；第二，破了这个案子，是警方的重大功劳，我们反而不管这一方面。我出来之后，程益中他们就邀请我去《南方都市报》。但是我当时受的打击是挺严重的，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因为我们在《南方周末》出了事的时候也很意外，我们是那么的理想主义，那么投入，以致于我老是觉得要在那里干一辈子，整天都在想未来《南方周末》到底是甚么样子。现在突然要我离开，我就索性放下了工作半年。然后有一小段时间先去中央电视台看看，后来又去了美国柏克莱加大当访问学人，还去过《外滩画报》，最后才到了《南方都市报》。

    梁︰所以你经历了三次类似的事件。但这三次受压是不是有很不一样的地方呢？从九十年代到两千年初，压力是很直接的由上而下的官方压力；但是去年这一次的压力却有很大程度来自民间。以前的新闻工作者要冒的风险就是得罪官方的风险，但是现在还多了一种来自民间的风险。以前我们的想法很单纯，总觉得有良知的传媒人一定是代表老百姓在说话。但现在老百姓却会骂你，给你很大的压力。

    长︰这个对我来说感受特别深切。在《南方周末》的时候，我们其实随时都被「阅评」(梁注：「阅评」意指宣传部门针对性地审阅某份犯了问题的报刊)，再过一段时间肯定要有非常严厉的整顿。我们感到自己始终徘徊在一条在线，那个压力随时都可能使我们崩溃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非常强烈地感到自己是站在老百姓那边的，我心里总觉得自己是在推动历史的前进。而且当时的《南方周末》记者确实会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