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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平:正义
当成明星,走到哪里都很受欢迎。尤其是在高校,你需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让自己冷静下来,因为我们那时候太年青。还好我们同事都是非常清醒的,知道自己该做甚么。可是到了现在,你原来以为自己站在大多数人的那边,如今却发现自己被挤出来了,不知道自己站在哪里了。但是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官方和部分网民这两者还是在一块的。首先,我们的教育其实是被权力操纵的。第二,看起来是网民在骂我或者王千源,但是从很大程度上,那是另一头权力默许的结果。比方说有人在网络上发帖子号召大家攻击王千源的家人,带上甚么甚么工具,还附上地址。按照中国现有的法律,这根本是违法的。可这种帖子却没有被删,而且派出所不追究。难怪有人甚至猜测这么详细的个人身份和那些地址是从哪里泄漏出来的。我并不怕争论,更不怕思想的攻击;如果只是理念上的争论甚至战斗,我虽不好战,但我完全接受。但我怕有人要去我家里干甚么,对家人的人身安全造成了威胁。政治发展到令人恐惧的状态,我觉得其实跟主要的权力系统有关系。

    梁︰如果你说这是长期权力教育垄断造成了洗脑的效果,那为甚么从前没有呢?为甚么这种事会发生在现在,尤其是最近两年呢?

    长︰对,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如果从教育系统来说,九十年代之后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虽然我对怀旧有些警惕,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我还是时常回想八十年代。当时的思想界虽然有某种程度的单一,对国外的东西好奇而且崇拜,往往不加批判的接受;但是它这个门起码是打开的。八九以后,则有很明显的收敛和压抑。首先走了相当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剩下的每个人则都得为自己的生存找理由,尤其是知识分子,纷纷后退到专门的学术领域。李泽厚当时总结,说这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突现。这个说法容易把这个变化说成是主动的,好像是我们的有意选择。其实在当时的状况而言,那根本是一种被动的,没有选择的结局。八九是整个世代的大事,没有说某一批人被划成这个派、那一批划成那个帮,当时是所有人全部投入同一阵线。但是后来,这些人分散到社会各个角色去,包括坐在媒体上头执行命令,不准我们在敏感时期到香港的人,他甚至可能是当时在广场上的人。更不用说有些人到了警察部门,有些人到了宣传部门。表面上看,这就好像是每个人都委曲了自己,都忍辱负重地活着。其实不然,很多人逐渐找到生存下去的理由,而且他要让自己活得理直气壮。我们可能一度选择背对良心背对过去,但那不是一个办法,因为你会活得很难受。于是你看很多人都转过来了,找了一个听起来头头是道的理由去改变自己原来的信念。其实整个社会,甚至执政党,也在适应这个过程,就是怎样去面对过去。过去共产党执政是讲正义原则的,他的逻辑是全世界我最正义。资本主义很坏;其他人还在落后的状态,我们走到前面了,所以大家要跟着我。但后来这个东西很容易就瓦解了。它现在不再试图证明全世界我最正义,他现在要证明全世界哪儿都没有正义。比如说美国出一本中国人权报告书,我们不反驳,不去证明我多有人权,而是反过来弄一份美国人权报告书证明你也没有人权,你也很坏。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的教育就是在传播一种世间根本没有正义可言的理论。扩散出去,就出现了大家特别喜欢的话,譬如说「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三聚氰胺出来之后,很快有人就指出惠氏等外国品牌也有毒,可见全世界的商人都是黑心的,没有人不自私,我们并不算太过份。

    梁︰如果让那些参与过八九、当年还很年青的人回看那段经历,并且要他否定过去的话,他往往会说我当年太幼稚、太蠢了,容易被人鼓动。所以现在要鼓励大家「理性」、「客观」地反省过去。这其实是要适应现在的政局和社会的需要,好好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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