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们原来常常说的那种道德感和正义的原则都消失了，让给了一个更功利的生存法则。这种说法在现代中国史上已经成了一个套路。文革有那么多的红卫兵都参与打砸抢，后来他们怎么回看这个经历呢？他们很容易地安慰自己说那都是四人帮害的、我是被鼓动的，然后自己的责任就不见了。由于这种轻度的后悔在现代中国史上是有先例的，所以就很容易接受自己的良心过失或者急剧转变。分别只在红卫兵回顾过去的时候是在推卸一种罪疚感，八九这一代人帮自己推卸的则是过去的热情与正义感。

    长︰可能还要再进一步。有些红卫兵和知青不只是后悔，还会慢慢的从反省变成肯定自己的青春。当他们掌握社会资源之后，曾经发起一场很大的「青春无悔」运动，把个体生命的经历和社会正义体系的颠覆混杂在一起，如果要否定那段社会的灾难好像就否定了自己的青春。所以他们理直气壮地走出来说「青春无悔」，用一种感性的、激情的、似是而非的词语和理论变相肯定了青春，甚至变相肯定了那段社会经历。说到六四那晚，我在维多利亚公园。之前我在部落格上说六四那几天我就不写东西了，尽量不谈那件事，还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加了一个标题叫「罢工」。昨天还有朋友问我，说你甚么时候开工呀？从6月2日到现在我没有写过一篇文章，五六年来从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我「罢工」本来只打算罢一天，但接下来这几天不是我想罢工，而是我根本有点失语，甚么都写不出来。《南方周末》周四出刊，我到了周三早上才告诉编辑不行，还是不行。那天晚上我有一种巨大的荒谬感。这 20年来，我们大陆的在这件事情上太荒谬了。我们刚才谈到的那些东西，不管是主流舆论还是非主流意见，完全不曾公开出现在中国大陆的土地上。可能我没有经历过文革，但我真觉得我那20年太过荒谬，我今天都还在想办法来对付这个事情……太荒谬了！

    梁︰这就是那一天晚上之后的感觉？

    长︰那晚的言语和场面本来是正常的，起码是在公开讨论一件发生过的事。但是那种正常在中国大陆消失了，而且我们慢慢适应了。如果站在大陆人的角度看当时那个场面，你会觉得有种很强的超现实感。本来这才是最真实的，但反而变得太不真实了。我以前从没来过，尽管我知道它，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但我没有想到它会从感情上震撼我。这个事情对我打击太大了，到现在都还没有定下神来。最终，我还是肯定要写，我并没有看到不写的可能性。也许这只是个小小的障碍，也许它有很大的改变，但我现在还不知道。

    梁︰换个话题吧。大家都说，最近几年大陆有时评热。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呢？从晚清到民国，时事评论一直是报纸很重要的一部分，难道时事评论在大陆中断过吗？

    长︰当然中断过。49年之后评论变成了两种，一种是官方的社评，另一种是副刊上的杂文。后者还好，因为鲁迅写杂文，所以它的路线受到肯定。不能想象如果杂文路线没受到肯定，时评传统会怎么样。在时评重新流行之前，它的功能主要都由随笔承担，随时可写，也很务实。当时《南方周末》有一个很著名的随笔栏目叫「周末茶座」，就在头版。但我编头版时就把它去掉了，原因是我想把它带回正常的呼吸。所以我就开了一个「时事快论」的栏目，虽然短，但尽可能平直地评论一些事情，绝不指桑骂槐。然后《南方都市报》接着在时评热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它之前很多刊物也开始有时评，不过没有像《南方都市报》这样把它放到最重要的二版、三版。而且他们想推动一种真正的时评，而不是那种性质不太明确的杂文和随笔。我们当时还找来香港《信报》林行止的社论，把它当成一个样本。那几年《信报》的社论每一篇我们都剪下来，把它发给很多编辑传阅；同时也把民国报刊的一些文章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