岗，它还有一个很复杂的课题，那就是过去计划经济里的生活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我70年出生，77、78年刚刚上小学，还记得爸爸妈妈的会议很多，每天都要开会，然后我跟我姐姐两个人，一到晚上家长回不来就很害怕，有一种恐惧感。

    梁：你恐惧甚么？

    贾：我们住的是那种大宅院嘛，经常有人进来拿东西。有的人家厨房里面焖了一锅红薯，也不算很好的食品，晚上一看被人端走了。然后晾了一床被子，忘了收，晚上下班回来也不见了。我们住的是窑洞，分开里外，有一次我跟我姐姐在泥屋，听到外面有声音，冲出去看，有一个男的真的在推我父亲的自行车，准备拿走，看到我们，就说：「走错了」，然后掉头就走。小孩子还是会怕贼的。那个时候北方的冬天，一到晚上八九点钟，天一黑，很萧瑟，很萧条，整座城市一点灯光也没有。爸爸妈妈不回来，在开会在批斗，在集体生火。另一方面也别忘了体制的好处，例如我妈的单位买了一个小电视机，家属就可以去看。但是这个集体生活是甚么样的，我却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因为我……

    梁︰太小了？

    贾：太小了。我大学毕业已经97年。经过六四，基本上年青人都选择体制外生活，我还未毕业，就决定自己做，不要在那个制片场，或者在国家的制作单位里面浪费时间，所以就没有在体制里面生活过一天。当然，对体制给人的伤害也只是有一些了解，但是真相是怎么样子，我不清楚；但它又是好几代人的一个集体记忆。譬如说像我父母，他们从中学毕业就在体制里面，就在计划经济里边，就在国家的集体单位里面，个中感受我们从来没有交谈过。所以到发现了这个工厂的变迁之后，我特别想了解真正把一生交给体制的人群遭遇了甚么？所以这个电影一开始就决定了不是一般故事片，而是想拍一个口述的历史，去找那些老人家或者经历过这种生活的人聊天，把他们的故事讲出来。大概在一年的时间里面，我访问了超过一百多个人，各个年龄段的都有，最后就成了一部电影，也整理出了一本书。

    梁：为甚么每个人都曾经历过的那种计划经济下的集体生活消失了，大家却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回事？而那一代人好像也不大去说，不大想谈。这里真有集体回忆这回事吗？他们每一个人说出来的东西，你觉得是否很难编成一个整体；还是你觉得其中真有集体的存在？

    贾：它们至少有相同的约束，相同的制度，相同的时间，相同的公共的事件。譬如说57年、58年、反右、文革、改革开放，这些巨大事件背后的政治动荡，对他们来说有一个共同的遭遇，所以他们感受到的生活和所经历的东西有一个共同性。差别只不过是在共同的机遇里面不同人的反应和不同的处置方式。不过我也特别好奇，我的父辈为甚么不把这个东西说出来呢？这个也是我很好奇的。

    梁：为甚么？

    贾：我采访了一个工人，上海人，很喜欢文艺。他到了工厂之后，跟一个同时分到厂里面的工人之间有很好的友谊。后来他当兵走了，去了甘肃，他们继续通讯，结果他的这个朋友写了一篇小说叫《茫茫二十年》，其实那个小说就是写他有点不如意，爱情哪，甚么哪，对社会根本没甚么批判。但是工厂查到他有这个小说，而且题目叫《茫茫二十年》，很消极。你也知道那20年是火热的20年，也是社会主义建设上不停取得成就的20年，怎么在他心中会变成茫茫呢？所以他就变右派了，就是因为这个小说的名字。然后这个远在甘肃的朋友也遭殃了，给人调查，因为他们的通讯有记录，因为他们写过信。后来他回到厂里，直到文革结束，他一生还在解释这件事情，以及跟这个作者的关系。自有政治运动以来他就害怕再有人问他一遍：你跟这个人是甚么关系？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思想，你是不是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