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谋这个《茫茫二十年》呀？后来我跟他聊的时候，他就说到一句话，说得我心里一懔，我觉得真能理解他们为甚么会这样。他说：「小贾，我现在连一个手机短讯都不发，我不想有任何文字被人看到。」你觉得他真的是受过伤害了。从这个我就想到父亲，我父亲是中学教师，特别喜欢写诗，他有一个本子，都是他历年写的。他过世之后，我拿出这个本子看到那些诗，然后就了解他了。他的每一首诗都是为了时代。大跃进来了，就是要歌颂大跃进；文革来了就写文革；四人帮来了就歌颂四人帮；改革开放了就歌颂改革开放。他的时代在他的诗里面永远是正确的、火热的。这就掩盖了他的一个真实内心世界，他是要付出代价的。那个时候，我觉得敢言、写字，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像这样的一种恐惧感，一个山西的语文老师跟一个成都的工人是一样的，我觉得这就是他们一种共同的经历，产生了一种共同的记忆。

    梁：可是这种共同记忆听起来有点奇怪，因为共同的记忆需要一种东西去承载，譬如说像你父亲写的诗，或者当时很多人写下的一些材料。但这些东西、这种记忆，在我们今天看来大概会觉得它是不真实的，好像是一个社会强加给你的，这种记忆是怎么样的记忆？它里面会不会有一个被篡改，或者是被强加的一个成分？

    贾：我觉得它有自我保护的成份。为甚么到了今天有可能拍一套电影去讲述一种相对来说比较真实的记忆？也是因为时代改变了。那个工人不愿意发一个短讯，但是他人也已经老了，何况人在医院，他觉得还是要讲出来。我一开始访问的时候，最大的一个难题是你约到采访，而受访者会首先说他自己没故事。他们说，我甚么故事也没有，你不要浪费两个小时采访。他们对自己的经验有一个判断，觉得它没有价值，这些都是障碍。另一方面，因为过去的那种生活是他们所选择的。进入工厂非常新鲜，而且真的很自豪，他们也真觉得这个经济体制起码能改变生活，改变自己的机遇，还能改变国家。这么多年之后，他信仰的那些东西都逆转了，愈是年纪大的老人家愈有一种保护他过去那种选择的倾向。他总会提醒你，我很怀念那个时代，我觉得我的青春很有价值。我觉得他们真不会否定那个年代，所以这本书必须保留这种记忆的一部分，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真实的状态。而我们必须去了解甚么是一个真实的记忆，我们也需要有我们的一个判断，需要动用我们的想象力。

    梁：的确，一般人看这样一个集体生活的年代，很容易就会觉得它很灰色，有很多令人恐惧的东西，十分负面。但是在这个采访里又有很多人怀缅那个年代。它牵涉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工人身份的转变太巨大了，过去是工人阶级，现在是打工仔打工妹，整个概念完全变了。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翁；打工仔打工妹是为老板打工，是完全不同的定位。某种集体生活，某种社会体制和价值观都结束了。另外，当我们香港人在讲集体记忆的时候，甚么是那个集体记忆的坐标，能够让大家有共同感觉的一个东西是相对模糊的。但是在大陆，那个集体真的非常鲜明。

    贾：我记得有一次读到五十年代初沈从文写给他朋友的信，其中有一句话的意思是说，我决定不怎么写啦，因为这是一个要求全体社会整体化的时代，我们已经不适合了。我看了觉得很震撼，他真是先知先觉，他马上洞悉了这个体制是要造成一个千篇一律、统一动作的局面。在那种集体生活里面，某种东西侵占了人民的日常。以前我们说小区都是以住家来划分的，比方说我是这个街道的。但集体生活都是以单位划分的，我是甚么工厂，我是甚么大队的，我是甚么部队的。大家都以这样的一个单位来建立自己的认同。我刚才为甚么说到我父母他们开会呢，因为我觉得它侵占了我家。集体生活侵占了人民的私人空间，你连自己的时间都没有，你的一切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