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固然是生物的，但家族的形式却是被社会的影响陶铸而成。麦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

    在他那本《未开化社会中的性与性抑制》（Sex  and Repression  in  Savage Society）书中对于这一层阐示得很清楚。同时我们不妨注意，麦氏在开头的时候，对精神分析派的理论是多少有些偏袒的。弗氏等所认为足以陶铸文化的各种症结，事实上要有了文化才会发生，文化的种类既不一而足，症结的发生即不免各异其趣。如果说“一个太初的渔猎的部落，早就具备着许多现成的心理上的偏见、冲突、怪僻和目前欧洲中等阶级的家庭里所有的一样，然后再向原始的丛莽中各自乱窜”，我们也是无法承认的，每一种文化都一定有它特殊的心理上的症结，这种症结是此种文化所必有的副产品。文化的演展在前，症结的发生在后，因果是不能倒置的。

    再者，俄狄浦斯症结有一个假定，就是一个人出生以后，很早就有一种天然的趋势，要在它近亲的身上，发生性爱的经验，但这种趋势又是相当的强烈，非有严刑峻法的抑止，无法制裁。这种假定又是对的么？一切人类学的权威都认为亲属相好或相恋冲动的自由发展是和家庭制度的存在根本不相容的，这种自由发展的结果，不但家制不成事实，整个的文化就无从出现。不过此种亲属相恋的趋势究竟是不是天性的一部分，非发展不可，这些专家的意见便不一致了。人类婚姻史上的权威韦斯特马克起初认为人类对于亲属相好，是有一个确切的讨厌的本能的。弗洛伊德则主张从婴儿时期起，人类便有强烈的亲属相好的自然倾向。麦林诺夫斯基承认韦氏所说的讨厌心理的存在，但认为这心理不是天然的，而是文化所造成的，是“文化反应里的一个复杂的配合”。笔者自己的立场，多年以来，大体上可以说是这几家的一个折衷，即对于接触密切的人，一个人总有几分性的系恋，这种接触密切的人既往往是近亲，于是这种系恋的关系便叫做“亲属相恋”

    或“亲属相好”了。汉密尔顿医师的研究里，发现男子中间，14％在童年时期曾有过亲属相恋的冲动。这种冲动并没有引起什么恐惧的感觉。在男子中间，100%对他们的母亲偶然有过一阵性的感觉，28％对他们的姐妹有过同样的感觉；7 个女子对她们的父亲，5个女子对她们的兄弟，也依然如此。 这种感觉的事后追忆固然教他们有些难乎为情，但并不引起什么严重的良心上的责备。在通常的形势下（例外的形势固然也总是有的），孩子对家中人也有些薄弱的性的系恋，但只要在家庭圈子以外，遇见了更可以留恋的新对象，这种原有的系恋也就被克服了。

    实际上到此我们所发现的，并不是一种反抗亲属相恋的本能，也不是什么天然憎恶的心理，而是性冲动已经像蛰后的昆虫进一步活跃起来，从而需要一番深度的刺激。于是家庭中司空见惯的对象便失去效力，而家庭以外的新对象被取而代之。

    这样一个见解，韦斯特马克后来在其修订版的《人类婚姻史》里也表示过很可以接受，至于克劳莱和希普则在此以前早就表示过赞同。其实所有人对于性的生理学和求爱的心理学有了充分的了解后，对于这一点是很容易认识的。我们不妨举一个富有代表性的例子：布雷东（Restif de la Bretonne ）的自传《尼古拉先生》（Monsieur Nicolas），是性爱心理学上的一部珍贵的文献。在这本自传里我们读到一个四岁的男孩，成长得很早，他和女孩结伴玩耍的时候，已经多少可以感受到性的刺激，他在被她们拥抱的时候，虽不免有些羞涩，但一种兴奋的感觉是很明确的。但一直等到十一岁，他的冲动才趋于强烈。他甚至于还做过性交的尝试。至此，他的羞涩的态度就完全没有了，原来这一次的对象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