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的遗存充分地加以克制，这种调整适应的功夫才有希望。本来，假如没有这些品性上的进步，不要说婚姻内外的男女关系的适应要发生问题，就是一般健全的文明生活怕也不能长久地维持一个和谐的状态。

    不过，就婚姻制度纲目的大处而言是始终存在的，今天存在，千万年之后，怕还一样地存在，并且还是千万年前之旧。不过倘若我们能在这制度上多加一些弹性，对于这制度的原委多几分精密的了解，对这制度的因时因地而不同的需要多表示几分同情，结果一定是不但摧毁不了它，并且可以让它在人类的历史里更取得一个巩固的地位。

    婚姻不只是一个性爱的结合，这是我们时常忘怀的一点。在一个真正“理想的”婚姻里，我们所能发现的，不只是一性爱的和谐，而是一个多方面的而且与年俱进的感情调协，一个趣味与兴会的结合，一个共同生活的协力发展，一个生育子女的可能的合作场台，并且往往也是一个经济生活的单位集团。婚姻生活在其它方面越来越见融洽之后，性爱的成分反而见得越来越不显著。性爱的成分甚至于会退居背后以至于完全消散，而建筑在相互信赖、相互效忠的基础之上的婚姻还是一样的坚定不摇。

    ●  第五节  生育的控制德国凯塞林伯爵指出，凡是不能接受真正婚姻关系的人我们不妨劝告他们索性避免婚姻，而采取其它的性关系方式。

    除了凯氏所提出的这样一个解决而外，在现今的情势下，还有一点我们应该牢牢记住，就是婚姻还有一个优生学的关系，即未来子女可能有的品质的关系。

    在以前，婚姻与生育是一回事，就目的而论，两者是分不开的。让人结婚是等于允许他生育。劝人不生育等于告诫他不要结婚，直接的结果是把两个可以享受婚姻生活的人打入冷宫似的永远地度那寂寞凄凉的生涯，而间接的结果是无形中鼓励了妓女和其他有害的解欲方式。如今这种婚姻和生育的连锁关系是不存在了，至少任何文明国家的知识分子已经知道它不再存在。所谓防止受精或避孕的现象（contraception），就是运用各种方法，一面可以不妨碍性交， 而一面可以防止受精，无论有无正式的舆论许可，它已经通行很久，至少在西方，稍有知识的人几乎无人不知利用。所以究竟这种现象的利害如何，似乎不值得多加讨论。在有的国家，现行的法律还在禁止这种知识的传播，但事实上避孕的方法依然流行得很广，甚至于即在反对这种方法的宗教中，其信徒利用这种方法的也不在少数。

    总之，到了今天，一个人或一对人该不该结婚是一件事，该不该生育是又是另一件事，我们对二者应该加以区别。宜乎不宜乎的问题牵涉很多，它不但牵涉到夫妻本身的利益，尤其是妻子方面，并且影响到子女的健康。能把两个问题分开应付，无疑是一种进步。而这种进步又是很自然的，其间并不包纳什么剧烈的变革。在医学的经验里，我们早就有一种习惯，即劝健康上有特殊情形的妻子用绝欲的方法来终止生育。我们现在做的不过是比这更进一步，就是在初婚时就加以劝阻罢了。不过这也并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很多人知道神经有病态的人有彼此吸引的倾向。这种倾向是跟着物以类聚的原则来的，品性相象的人容易彼此吸引，原是一个一般的倾向，有精神病态的人当然也不例外。以前认为品性不相象的人，根据相辅相成或取长补短的原则，易于互相吸引，现在我们知道是不对的；易言之，同品相婚（erogamy）普通得多。异品的吸引是有的，但只限于第二性征的范围以内；就是，特别阳刚的男子容易和特别温柔的女子接近；若男子特别温柔，则其所爱悦的对象大抵是富有刚性的女子；但一出第二性征的范围，异品相聚的理论就不适用了。

    两个精神有病态的人考虑到结婚时，也许要我们与以指导；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