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3月，在纽约昆士镇的克尤公园发生了一起谋杀案，很快成为《纽约时报》的头版新闻，并使全国感到震惊。这件谋杀案受注意的原因跟凶手、被杀害者或其谋杀手段都没有什么关系。吉娣·格罗维斯是位年轻的酒吧经理，她于早晨3点回家途中被温斯顿·莫斯雷刺死。莫斯雷是个事务处理机操作员，根本不认识她，他以前还杀死过另外两名妇女。使这场谋杀成为大新闻的原因是，这次谋杀共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莫斯雷刺中了她，离开，几分钟后又折回来再次刺她，又离开，最后又回过头来刺她），这期间，她反复尖叫，大声呼救，有38个人从公寓窗口听见和看到她被刺的情形。没有人下来保护她，她躺在地下流血也没有人帮她，甚至都没有给警察打电话。（有个人的确打了——在她死后。）

    新闻评论人和其他学者都认为这38个证人无动于衷的言行是现代城市人，特别是纽约人异化和不人道的证据。可是，有两位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年轻社会心理学家，他们虽然都不是纽约本市人，对此一概而论的说法甚为不满。约翰·巴利是纽约大学的副教授，毕博·拉塔内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师，他们都曾是斯坦利·沙切特的学生。谋杀发生后不久，他们在一次聚会上相遇，觉得两人有共同之处。虽然两人有很多地方不同——巴利是黑头发，彬彬有礼，青藤学院派头；拉塔内个子瘦长，一头浓密的头发，一副南方农家子弟的样子，口音也是南方的——作为社会心理学家，他们都觉得，对于证人们的无动于衷，一定有个更好的解释办法。

    他们当夜就此长谈了数小时，达到了一致的感悟。拉塔内回忆说：

    报纸、电视、每个人都在传言说，事实是有38个人目击了这场暴行而没有一个人出来做点什么事情，就好像是说，如果只要一两个目击者看到了，而没有做什么事情的话，事情就容易理解多了。因此，我们突然间就有了一个想法：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的确有38个人解释了他们的无动于衷。在社会心理学中，人们把一种现象颠来倒去地分析，然后看看你认为的后果是否是确就是那个原因，这是一个旧把戏了。也许，这38个人中的每个人都知道，还有其它的人都在看，这就是他们什么也没做的原因。

    尽管时间比较晚一些，可这两人还是立即开始设计一项实验，以检测他们的假设。好几个星期过后，经过周密筹划和精心准备，他们启动了一个广泛的旁观者针对紧急情形的反应调查，环境各个不同。

    在研究中，纽约大学心理学入门课的72名学生参与了一项未说明的实验，以满足课程必需的一项要求。巴利、拉塔内或者一位研究助手会告诉每个到达的参与者说，该实验涉及都市大学生的个人问题讨论。讨论以2人组、3人组或者6人组的形式进行。为了尽量减少暴露个人问题时的尴尬，他们将各自分配在隔开的工作间里，并通过对讲机通话，轮流按安排好的顺序讲话。

    这些不知情的参与者不管假设是在与其他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或者5个人谈话——说假设，是因为事实上他听到别人说的任何事情都是录音机上播出来的——第一个说话的声音总是一位男学生，他说出了适应纽约生活以及学习的难处，并承认说，在压力的打击下，他经常出现半癫痫的发作状态。这话是理查德·尼斯贝特说的，当时，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研究生，今天，他是密西根大学的一位教授，他在试演中表现最好，因此选了他来扮演这个角色。到第二轮该他讲话时，他开始变声，而且说话前后不连贯，他结结巴巴，呼吸急促，“老毛病又快要犯了，”开始憋气，并呼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快死了……呃哟……救救我……啊呀……发作……”然后，再大喘一阵后，一点声音也没有了。

    在以为只有自己和有癫痫病的那个人在谈话